中国近代史上，哪些人曾以生命点燃民族的光？
当1840年的炮声撞碎闭关锁国的幻梦，当鸦片的烟雾裹着屈辱漫过神州，总有人从沉睡中站起，用骨血撞开黑暗的口子——他们是虎门海滩上的硝烟者，是黄海浪里的蹈海者，是轩亭口的赴义者，是枣宜战场的殉国者，把“英雄”二，写进近代中国的每一段苦难里。
1839年6月的虎门，阳光烧得海滩发烫。林则徐站在高处，看着两万多箱鸦片被石灰水浸泡、被海水卷走，烟雾里飘着他的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前他顶着朝廷的压力查烟，此后他被流放伊犁，却在戈壁滩上修水利、办屯田，把荒凉的西北种出绿色的希望。他不是不知道对抗英军会得罪权贵，不是不知道流放会断送仕途，可他说“国家有难，我不能退”——这一退，退的是民族的气节，退的是中国人的骨头。
1894年9月的黄海，致远舰的甲板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邓世昌握着舵轮，眼睛里烧着怒火：“撞沉吉野！”军舰朝着日军旗舰冲过去，鱼雷却在这时击中了船身。他掉进海里，随从扔来救生圈，他推开；爱犬“太阳”咬着他的袖子想拉他上来，他抱着狗一起沉入海底。那一天，黄海的浪都是红的，百姓们站在海边，把香火往海里扔，哭着喊“邓管带”——军舰沉了，可中国海军的骨气没沉，他用生命告诉世界：中国人不会任人欺负。
1907年7月的绍兴轩亭口，秋瑾穿着月白衫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望着围观的百姓，声音很轻却很亮：“革命党人不怕死，要杀便杀。”刽子手的刀落下来，她的血溅在青石板上，像一朵绽放的花。她本来可以做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却偏要办《中国女报》，偏要去绍兴大通学堂教女子打枪，偏要喊“女权放”“推翻清朝”。她写“秋风秋雨愁煞人”，愁的是山河破碎，愁的是女子被压迫，于是她把笔换成了枪，把“小我”换成了“大我”——她的死，唤醒了更多沉睡的人，连鲁迅都在《药》里写，坟头上的花环，是给她的致敬。
1940年5月的枣宜战场，张自忠的军装被鲜血浸红。他带着七百多名士兵，对抗日军上万人，身中数弹还在往前冲，最后倒在一棵梨树下。日军士兵围过来，认出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竟“唰”地敬了个礼，用国旗裹住他的尸体。当他的灵柩从宜昌运往重庆，沿途百姓自发跪成两行，有人举着写着“张将军千古”的白布，有人往路上撒花瓣，哭声从湖北传到四川——他是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可他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愧”。他的死，不是，是开始，更多的人拿着枪冲上去，喊着“为张将军报仇”，把日军赶出了中国。
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天生的英雄。林则徐是进士出身的文官，邓世昌是留洋回来的海军军官，秋瑾是读过私塾的大家闺秀，张自忠是冯玉祥手下的将领——他们本来有各自的人生，却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把“我”变成了“我们”，把个人的命变成了国家的命。近代的中国，像一艘在风暴里摇晃的船，可他们是锚，是帆，是照亮航线的灯，让船没有沉下去，让船上的人没有放弃。
当我们问“中国近代史上有哪些英雄”，答案就在虎门的硝烟里，在黄海的浪里，在轩亭口的血里，在枣宜的梨树下——他们是林则徐、邓世昌、秋瑾、张自忠，是所有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牺牲的人。他们没有留下太多财富，没有留下太高的官位，却留下了最珍贵的东西：民族的气节，中国人的脊梁。
近代的风里藏着太多苦难，可因为有他们，风里也藏着希望。他们是点燃黑暗的光，是穿过雾霾的剑，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英雄”——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