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与《战国策·燕策一》中的人才之道
同为探讨人才问题的经典文本，《马说》与《战国策·燕策一》在里行间折射出不同时代对人才价值的认知。韩愈借千里马之悲鸣，道尽人才遭际的坎坷；《燕策一》则以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典故，展现求贤若渴的君王智慧。两文虽视角各异，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人才观的双面镜。《马说》用\"祗辱于奴隶人之手\"的痛惜，揭示了人才被埋没的普遍性困境。韩愈笔下的千里马，即便有\"日行千里\"之能，若遇不到\"伯乐\"，终究只能\"骈死于槽枥之间\"。这种对体制压抑人才的控诉，指向了识别人才的主体责任——掌权者若识人之明，纵有贤才如星火散落，亦难逃被庸常吞噬的命运。作者以\"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的排比，将人才与掌权者的共生关系剖析得入木三分，里行间满是怀才不遇的愤懑。
相较之下，《燕策一》中的燕昭王则呈现出积极的人才策略。郭隗以\"千金买骨\"的寓言点拨昭王：若想招致贤士，需先展现\"以死马为骨\"的诚意。这种\"筑黄金台，师事郭隗\"的举动，不仅是对人才的礼遇，更构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坐标系。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来，剧辛自赵至，燕国的人才井喷恰是君王主动搭建\"识才-用才\"机制的必然结果。文中\"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苦\"的细节，更暗示人才政策需植根于仁德之政的土壤。
两相对照，韩愈的批判与燕昭王的实践形成奇妙呼应。《马说》揭露的\"不知马\"痼疾，恰是《燕策一》中昭王着力破的难题；而黄金台的传说，又为\"伯乐难寻\"的困境提供了历史参照。前者以千里马的悲剧警示世人，后者用燕国的崛起印证道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人才的涌现从来不是偶然，它既需要个体禀赋的锋芒，更依赖时代土壤的培育与掌权者的远见。当\"策之以其道\"的理性与\"卑身厚币\"的诚意相遇，便是人才绽放光华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