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光影里，埋着一起1961年台北街头的真实血案。
那年6月的牯岭街，16岁的茅武攥着父亲的左轮手枪，堵住了15岁的刘敏。两人曾是恋人，后来刘敏疏远了他——她嫌他混帮派、没出息，转而和其他男孩来往。茅武放不下，一次次找她争执，直到那天傍晚，他把枪抵在她胸口，问“你到底要不要和我在一起”，刘敏说“不要”，子弹就穿了过去。
这不是什么离奇的黑帮仇杀，只是少年人没接住的情感碎片。茅武初中辍学，跟着一群“小太保”混日子，父亲是警察，在家总是沉默，母亲念叨着“你要争口气”，可他的“气”全憋在对刘敏的执念里。刘敏呢？父母离婚，她跟着母亲过，寄人篱下的日子让她学会了“应付”——对谁都笑着，却从不让谁走进心里。他们的相遇像两根潮湿的火柴，擦出的火星没照亮彼此，反而烧穿了最后的理智。
杨德昌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时，没改核心：还是牯岭街，还是少年的枪，还是没说出口的“我很害怕”。他把茅武改成“小四”，刘敏改成“小明”，给他们加了更具体的时代褶皱——60年代台北的“白色恐怖”还没散，巷子里的路灯总晃着阴影，学校的墙根写着“禁止结社”，小四的父亲因为“思想问题”被调查，小明的母亲在舞厅做伴舞。这些细节不是虚构，是杨德昌记忆里的台北：每个人都憋着股劲，连风里都飘着“不能错”的警告，可少年的心事偏要往裂缝里钻。
茅武后来被判了死刑，又因未成年改判期徒刑。他在牢里写过一封信，说“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认真的”。这句话像根细针，扎进了电影里小四的眼睛——他举枪对着小明时，眼里没有恨，只有委屈：“我以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
电影里的小四倒在警车里，镜头掠过牯岭街的梧桐树影；现实里的茅武关在铁窗后，听着外面的蝉鸣一年年变弱。他们的故事被揉进胶片，成了“少年”的脚：不是什么浪漫的叛逆，是没学会怎么爱，就被时代的风刮碎了的疼。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从来不是“改编”，是把1961年的血痕，原原本本晒在了光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怕”，那些抓不住的“我想”，那些以为“只要勇敢就能赢”的天真，从来都不是电影里的虚构，是曾经真实活过的、少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