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已废止，合同监管将何去何从？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的废止，标志着我国合同监管领域正式进入调整期。这一部门规章的退出，意味着原有的合同违法行为查处依据发生重大变化，市场主体的合同行为监管体系正面临重构。该办法的废止直接影响合同违法行为的执法依据。此前，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据办法中明确列举的14类合同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包括利用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等常见情形。随着办法的失效，基层执法人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需转向《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上位法寻找依据。这种转变执法者具备更综合的法律适用能力，在没有专项规章细化指引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合同行为的合法性边界。
合同监管的重心正从“特定条款监管”向“综合行为监管”转移。原办法以格式条款规范为核心，废止后，监管视线将更多投向合同签订、履行的全流程合规性。这一变化对市场主体提出更高，企业需重新审视自身合同管理制度，特别是在格式合同制定、履约义务履行等环节，需直接依据上位法原则调整行为模式。
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合同监管手段面临考验。实践中，大量合同纠纷涉及格式条款争议，原办法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明确的行政救济路径。办法废止后，消费者在遭遇“霸王条款”等合同违法行为时，可能面临行政投诉渠道缩减的问题，维权需更多依赖司法诉讼或调等途径，维权成本和难度可能有所上升。
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将更依赖上位法的综合调控。《民法典》合同编作为基础性法律，确立了合同行为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但具体执法中如何将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监管标准，成为亟待决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执法部门对法律适用的理差异，可能导致合同违法行为查处出现尺度不一的情况。
企业合同合规风险防控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在缺少专项监管规章的背景下，企业需自主强化合同合规审查机制，通过建立内部法务审查流程、规范合同文本管理等方式，降低因合同条款瑕疵引发的法律风险。同时，市场主体需加强对《民法典》等上位法的学习，确保合同行为法律强制性规定。
合同监管体系的重构过程，本质上是法律适用从“专项规制”向“综合规制”的转型。这一变化既带来执法理念和方式的调整，也对市场主体的合规能力提出新。在新旧监管模式交替阶段，如何依托现有法律框架构建高效、统一的合同违法行为治理体系，仍是市场监管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