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蒿真是一个奸臣吗？
传统史书里，他是钉在耻辱柱上的“明代第一奸臣”。《明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说他“窃弄威柄，构陷忠良，蠹国害民”，似乎板上钉钉。可翻开历史褶皱，这顶“奸臣”的帽子，戴得未必全然贴切。
严蒿发迹于嘉靖朝，以青词邀宠，一步步爬上内阁首辅之位。他确有弄权之实：排斥异己，把政敌夏言构陷至死；任用亲信，让儿子严世蕃把持朝政；贪污受贿，家中藏金百万两，良田万顷。这些恶行是铁证，说他“奸”，不算冤枉。但放在那个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他的“奸”，未必全是自主选择。
嘉靖帝沉迷修道，二十多年不上朝，却牢牢攥着权力。严蒿能坐稳首辅十几年，靠的不只是溜须拍马，更是替皇帝背锅的“自觉”。皇帝想要修道盖宫殿，国库空虚，严蒿便搜刮民脂民膏；皇帝厌烦直言的言官，严蒿便罗织罪名打压异见。他更像皇权的影子——皇帝躲在幕后，他在台前执行那些不便明说的“圣意”。后来嘉靖清算严家，抄家时发现严蒿写的密奏，里面全是替皇帝遮掩过失的内容，可见他不过是皇权的工具。
再者，严蒿并非全治理能力。他任首辅时，北方鞑靼犯边，他支持练兵屯田，虽未能彻底决边患，却也稳住了局势；江南倭寇作乱，他启用胡宗宪、戚继光等将领，为平定倭寇出了力。这些作为，与“蠹国害民”的标签似乎有冲突。只是传统史观更重“忠奸”，轻具体政绩，便把他的些许建树也抹去了。
当然，这不是为严蒿洗白。他的贪婪、狠毒、为保权位不择手段，都是实打实的“奸”。但历史人物从不是非黑即白。严蒿既是弄权的贪官，也是皇权操控下的牺牲品；既有祸国殃民之实，也有在具体政务中不得不为的奈。说他“真是一个奸臣”，不算错，但“奸臣”二，道不尽他在那个腐朽皇权体系里的复杂处境。
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可若只以“奸臣”二盖棺定论，或许也轻慢了历史的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