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是什么意思
1968年的春天，捷克斯洛伐克的空气里飘着松节油与咖啡混合的味道，还有些更灼热的东西——布拉格的咖啡馆里，大学生放下《变形记》，开始争论“社会主义该是什么样子”；老工人在车间里偷偷传阅油印的《真理报》，上面写着“我们的经济不该再像台生锈的机器”；连查理大桥上卖花的老太太，都敢对路过的党员说“你们该听听老百姓的话”。这股热乎气，后来被叫做“布拉格之春”——一场试图给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松绑”的改革运动，一场关于“人”的社会主义的勇敢尝试。故事得从斯大林模式的枷锁说起。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像东欧其他国家一样，被绑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战车上：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由政府拍板，结果是货架上永远缺面包，工人的工资永远赶不上物价；政治是“一言堂”，领导人的照片挂遍大街小巷，报纸上只有歌功颂德，连批评几句“官僚主义”都会被送进监狱。到了60年代，这副枷锁勒得越来越紧——1967年的冬天，布拉格的工人罢工了，布尔诺的学生游行了，知识分子联名写了《两千宣言》，喊出“我们要有人性的社会主义”。
1968年1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成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戴圆框眼镜、说话温和的斯洛伐克人，一上台就抛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口号。3月，捷共公布《行动纲领》，像往平静的湖里扔了块石头：要扩大国会的权力，让反对派也能参政；要放松新闻审查，报纸可以批评政府的错误；要给企业自主权，工厂能自己决定生产什么；甚至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路”，不做苏联的“跟屁虫”。这些话像春风吹过冻了一冬的草地——布拉格的街头出现了“我们要自由”的标语，电视台开始播放纪录片《1950年的冤案》，连理发店的理发师都在和顾客聊“明天的选举会不会有新面孔”。
但苏联的眼睛早盯着这儿了。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杜布切克的改革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变了天”，波兰、匈牙利会不会跟着学？1968年8月20日晚，布拉格的市民还在听电台里的爵士乐，突然传来坦克的轰鸣声。华约的军队越过边境，履带碾碎了老城广场的鹅卵石，枪口对准了举着国旗抗议的学生。有人把“不要战争”的标语贴在坦克上，有人用身体挡住前进的装甲车，有人哭着喊“我们只是想过好日子”，但坦克还是开进了捷共中央大楼。杜布切克被押到莫斯科，被迫签署“投降书”；《行动纲领》被撕成碎片，新闻重新被管制，那些敢说话的记者被调去当仓库管理员，连咖啡馆里的讨论都变回了“今天的面包多少钱”。
“布拉格之春”只持续了七个月，却像划过夜空的流星——它是东欧第一次大规模反抗斯大林模式的尝试，是人们对“人”的重视：不是“螺丝钉”，不是“集体的一部分”，是有思想、有需求、想说话的“人”。它的“春”，是冻土里冒出的新芽，是被压抑太久的生命力突然迸发——哪怕后来被暴雪压弯，也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今天的布拉格，查理大桥上的艺人还在拉《伏尔塔瓦河》，老城广场的天文钟还在报时，而“布拉格之春”的意义，早超过了一场失败的改革：它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追问，是“人该有怎样的生活”的呐喊，是一个民族曾为打破枷锁做出的努力。就像当年被坦克碾碎的标语牌上写的那样——“春天会再来”，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