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中国文坛，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当天的报纸被抢购一空。这篇不到一万的小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关闭多年的门——门后是数中国人藏在心里的痛，是被“文革”碾碎的青春、亲情与理想。后来，人们把这类书写“文革”创伤的文学称为“伤痕文学”，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代中国人用笔刻在历史上的“记忆标本”。
伤痕文学的核心，是对“文革”十年苦难的集体记忆书写。它的笔触从“高大全”的英雄身上移开，落到了普通人的肩头：是《班主任》里被“四人帮”思想毒害的学生谢惠敏，她把《牛虻》当成“黄色小说”，却不知道自己的青春已经被扭曲；是《伤痕》里的王晓华，为了“划清界限”与母亲断绝关系，等到终于敢回家时，母亲已经在孤独中离世；是《天云山传奇》里的罗群，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深山里熬了二十年，头发白了，理想却还没熄灭。这些故事没有宏大的“革命叙事”，只有具体的“人的痛苦”——比如王晓华摸母亲冰冷的手时的颤抖，比如罗群在牛棚里写检查时滴在纸上的眼泪，比如谢惠敏看到《牛虻》里的爱情描写时的慌乱。这些细节不是虚构，而是数中国人真实经历的切片，伤痕文学把它们拼起来，拼成了一幅“文革”苦难的全景图。
它的“伤痕”不是符号，而是刻在心里的遗憾与痛。之前的文学要么歌颂“革命”的“伟大胜利”，要么塑造“没有缺点”的英雄，而伤痕文学第一次让文学回到了“人”本身：人会害怕，会软弱，会因为恐惧而说出违心的话，会因为误而失去最亲的人。比如《灵与肉》里的许灵均，被打成“右派”送到牧场，他曾经想过自杀，却在牧民的温暖里找回了活下去的勇气；比如《爸爸爸》里的丙崽，一个被“文革”扭曲的孩子，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这些“不美”的人，这些“不伟大”的痛，恰恰是伤痕文学最打动人的地方——因为它们真实，真实到每一个读者都能从里面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
在那个刚刚走出狂热的年代，伤痕文学的意义在于“正视”。它不是为了“揭伤疤”，而是为了“记下来”：记下来一个母亲因为“反革命”身份而不敢抱自己的孩子，记下来一个青年因为出身问题被拒绝在大学门外，记下来一个教师因为说了句真话而被批斗得抬不起头。这些“不能忘记的事”，不是“历史的尘埃”，而是需要被钉在历史柱子上的“警钟”。就像《伤痕》的作者卢新华说的：“我写王晓华的痛，不是为了让大家哭，而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些错，再也不能犯。”
伤痕文学不是“悲观的文学”，它的“伤”里藏着对人性的尊重。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忘记痛苦，而是正视痛苦；真正的历史不是“伟大的胜利”，而是数人的“微小的痛”。就像那些作者们——从刘心武到张贤亮，从卢新华到古华——他们用自己的笔把藏在心里多年的痛挖出来，不是为了“沉溺过去”，而是为了“走向未来”。因为只有记住那些“伤痕”，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不能触碰的底线”。
今天再读伤痕文学，我们不会觉得“过时”，因为那些“痛”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它们变成了《活着》里福贵的牛，变成了《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苦，变成了每一个人心里“不能忘记的往事”。伤痕文学不是“名词释”，而是“活的历史”：它用文为我们保留了一个时代的痛，也为我们保留了对“人”的尊重。就像《伤痕》里的王晓华，当她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她的心里没有仇恨，只有后悔——而这种“后悔”，就是伤痕文学最珍贵的东西：它让我们学会“珍惜”，珍惜亲情，珍惜自由，珍惜每一个“不美”却真实的人。
说到底，伤痕文学就是“用文记录痛苦的文学”。它的“伤”不是目的，而是“镜子”——照出过去的错误，照出人性的脆弱，也照出未来的方向。就像那些作者们说的：“我们写伤痕，是为了让后来的人，再也不用经历这样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