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脊梁是哪几个人？
清晨的长辛店铁路工厂里，李大钊把《新青年》塞进工人的饭盒，指尖沾着煤渣在地上画镰刀和锤子——他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说这话时，他的长衫被风掀起，像一面未展开的旗。1927年的绞刑架下，他西装笔挺，目光穿过围观众人的头顶望向远方，刽子手问他悔不悔，他笑着说“共产党人不怕死”，绳子勒紧的瞬间，他的嘴角还留着温度——这是中国的脊梁，在暗夜里举着火把，把信仰烧进每一寸土地。
兰考的风里全是沙土，焦裕禄的旧藤椅扶手上有个洞，那是他肝疼时用钢笔戳的。他蹲在田埂上啃窝头，把沙土攥在手里捻碎，说“治不好沙，我就不回开封”。临终前他对护士说“把我埋在兰考的沙地里”，坟头的泡桐树是他亲手栽的，如今已经成林，风一吹，叶子响得像千百万个声音在说“老焦，你看，沙治住了”——这是中国的脊梁，把自己熬成了土地的一部分，让贫瘠的日子开出花来。
华坪女高的凌晨五点，张桂梅的灯已经亮了。她的手贴满膏药，指节肿大得像晒干的枣，却还在给学生缝补破校服。有女孩要退学，她走了二十里山路，蹲在女孩家的门槛上哭：“我也是山里出来的，我知道没书读的滋味。”她把自己的工资、奖金甚至治病的钱都塞给学生，说“我要让这些女孩飞出去”。如今女高的毕业生遍布全国，有人当医生，有人当老师，她们说“张妈妈的背，是我们最稳的山”——这是中国的脊梁，在大山的褶皱里点灯，让每一个被忽略的生命都有发光的机会。
草王坝的绝壁上，黄大发的铁锤砸了三十六年。他的指甲盖掉过三次，肩膀上的茧子比鞋底还厚，有人说“绝壁上凿渠是疯了”，他说“我就是要给村里凿出条水来”。渠通水那天，他抱着水管哭，水从管子里涌出来，浇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你们看，水来了，水来了”——这是中国的脊梁，把自己变成了绝壁上的钉子，用一辈子的力气，给缺水的日子凿出条活路。
中国的脊梁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名，是李大钊的旗，是焦裕禄的藤椅，是张桂梅的膏药，是黄大发的铁锤；是在暗夜里不肯低头的人，是在苦日子里不肯放弃的人，是把别人的希望扛在自己肩上的人。他们没有站在聚光灯下，没有喊过响亮的口号，只是把自己活成了支撑民族的骨——硬得像石头，暖得像太阳，韧得像蒲草，让每一个后来的人，都能踩着他们的肩膀，往更亮的地方走。
风从历史的深处吹来，吹过李大钊的长衫，吹过焦裕禄的泡桐树，吹过张桂梅的灯，吹过黄大发的渠，吹到我们面前——你看，那些脊梁还在，从来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