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纪纲是好的还是坏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评判，往往低估了人性的复杂与环境的诡谲。
在档案室泛黄的卷宗里，黎纪纲的名总与两种笔迹纠缠。红笔批的嘉奖令写着\"智勇兼备，屡破奇案\"，黑墨记录的审讯词里却藏着\"手段酷烈，株连甚广\"。民国二十三年冬，他单骑追回被盗的赈灾款，灾民跪地称他\"黎青天\"；三年后查封地下印书局，又有学者唾他\"文化刽子手\"。彼时的报纸头条，今日捧他为铁腕能吏，明日骂他是专制爪牙。
静安寺路的老茶客记得，这个总穿阴丹士林长衫的男人，会给拉黄包车的孩童塞糖糕，转身却将枪口对准游行的学生。他办公室挂着的\"慎刑\"匾额，和抽屉里那把从不离身的勃朗宁，构成荒诞的共生。有人见他在法租界医院匿名支付贫病者的药费，也有人亲睹他在会审公廨签批准递异见人士。
1949年春，黎纪纲消失在南下的人流中。行李箱里装着半部未成的《刑侦要诀》，夹着一张褪色的全家福——照片上穿学生制服的女儿，后来成了新政权的中学教师，绝口不提父亲的名。
档案库里的聚光灯下，泛黄的纸页仍在争辩。而历史的风穿过时空长廊，将那些互相矛盾的碎片，吹成了我们永远法拼凑整的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