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风裹着桂香钻进操场围栏时，林伯正弯着腰系运动鞋带。鞋跟处的磨损痕迹像道浅疤，是去年春天他刚开始复健时磨出来的——那时医生拿着核磁共振片摇头：“膝盖软骨磨损成这样，以后最好别跑步了。”
林伯当时没说话，只是盯着窗外的梧桐树发怔。树洞里藏着他二十岁时的跑步鞋，鞋尖沾着当年校运会3000米冠军的红漆。后来的每个清晨，他都抱着一把折叠椅去操场：先扶着椅子走一百步，再放开椅子走两百步，膝盖疼得厉害时就坐下揉一揉，揉再接着走。直到某天，他走得有点快了，风灌进衣领，他忽然想起二十岁时跑步的感觉——不是膝盖在疼，是风在推着他往前。那天他试着跑了两步，居然没倒。现在的他，能绕着操场跑五圈，汗水顺着皱纹往下流，却笑着说：“医生说的‘不可能’，是没看见我每天多走的那一百步。”
巷口的画室挂着幅向日葵，花瓣涂得像烧起来的云。画它的是十七岁的小棠，三年前她举着画本找美术老师，老师翻了两页就摇头：“你没天赋，别浪费时间。”那天小棠坐在画室楼下的台阶上，把画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她偷偷画的老师——戴着圆框眼镜，握笔的手背上有颗痣。后来她每天放学都去画室窗外站着，看里面的人调颜料、画素描，回家就对着镜子画自己的手，画桌角的台灯，画楼下流浪猫的尾巴。去年秋天，她的画在区青少年艺术节拿了奖，颁奖台上她捧着证书笑，说：“我没想过要当大画家，就是想把喜欢的东西画出来——老师说的‘不可能’，是没看见我每天多画的那一笔。”
其实“nothing is impossible”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宣言，它藏在清晨操场的脚步声里，藏在画室台灯的光影里，藏在你第一次学会做饭时没糊的蛋炒饭里，藏在你第一次敢用英语和外国人说话时没打磕巴的“Hello”里。它不是说你能飞上月球，能举起千斤重的石头，而是说当有人告诉你“你不行”时，你愿意说“我试试”；当你自己觉得“我不行”时，你愿意再试一次。
楼下的小朋友又在学骑自行车了，歪歪扭扭的车把撞在树上，他爬起来揉着膝盖，却不肯让妈妈扶。风把他的红领巾吹起来，像一面小小的旗子。旁边的奶奶笑着说：“这孩子，倔得很。”可谁能说，这不是“nothing is impossible”最可爱的模样？
傍晚的夕阳把云染成蜜色时，林伯跑步坐在长椅上擦汗，小棠抱着画本从巷口走过来，两人点头打招呼。风里飘着巷口小饭馆的菜香，远处传来小朋友的笑声——那些被叫做“不可能”的东西，就这样在日常的烟火里，被一点点磨成了“我做到了”。
原来“nothing is impossible”的意思，从来不是“一切都能做到”，而是“别先把自己困在‘不可能’里”。就像林伯的运动鞋，磨破了鞋跟，却磨出了新的路；像小棠的画本，画满了铅笔印，却画出了烧起来的向日葵。它是普通人的坚持，是每天多走的一步，多画的一笔，多试的一次——是你在每一个想要放弃的时刻，告诉自己：“再试一下吧，说不定就成了。”
暮色里，林伯拿起脚边的保温杯，小棠翻开画本开始画远处的夕阳。风又吹过来，桂香更浓了。远处的小朋友终于骑稳了自行车，笑着喊：“妈妈你看！我会了！”
这就是“nothing is impossible”的答案——不是什么奇迹，是生活里那些不肯停下的脚步，那些不肯放弃的喜欢，那些把“不可能”变成“我做到了”的，最平凡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