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的体温计与射器
我缩在母亲怀里发抖时，诊室的白墙正映着铅灰色的天。北风卷着雪粒子敲窗，穿白大褂的医生正把冰凉的金属探头插进我耳朵，红灯跳了两下，她皱起眉头：\"还是得量肛温。\"母亲把我按在腿上棉裤时，我闻到消毒水混着板蓝根的味道。冰凉的玻璃体温计量过父亲的酒精度数，此刻却要被塞进最暖的地方。我像只受惊的猫弓起背，直到那点寒意隔着凡士林滑进去，才突然不敢动了。金属外壳渐渐温起来，秒针在墙上钟摆里咔嗒走，我数到第三十二下时，医生抽走体温计，水银柱停在39度7。
护士推着铁推车过来时，玻璃吊瓶在架子上轻轻晃。蓝色针头拆包装的声音比窗外的风声还刺耳，我盯着母亲棉袄第三颗纽扣发抖，那上面还粘着片没拍掉的猫毛。酒精棉球擦过胳膊的凉意在发烫的皮肤上炸开，针尖刺进去时我听见自己的哭声，比挂水的滴嗒声还吵。
\"数到二十就不疼了。\"母亲的声音混着药水味落下来。我攥着她袖口数到七，眼泪砸在她手腕的银镯子上，碎成一小片冰凉。护士拔针时我抢过按压的棉签，举着满是药水味的胳膊傻笑——射器空了，体温计不知道被收去了哪个抽屉，而雪光正爬上窗台，在医生的白大褂上落满星星点点的亮。
后来我再没见过那样长的体温计，也再没数到过二十就的疼痛。只是某个冬夜整理旧物，从母亲的针线盒里翻出片泛黄的凡士林包装，塑料壳上还留着指印，像极了那年诊室里，阳光照在玻璃体温计上折射的光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