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简：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以苏轼《湖州谢上表》及旧诗中“讪谤新政”为由弹劾，将其投入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案件历时四月，牵连黄庭坚、张方平等人。最终宋神宗从轻发落，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此案是北宋文人因诗获罪的典型事件，暴露了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斗争，也成为苏轼人生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黄州雪与赤壁月：乌台诗案后的苏轼转向
乌台狱中的百日，苏轼曾以“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自况。刑具与文卷堆中，这位三十年前的探花郎第一次直面文背后的刀尖——那些“读书万卷不读律”的疏狂，那些“岂是闻韶忘味”的暗讽，竟成了“愚弄朝廷”的罪证。当他带着枷锁出汴京时，或许尚未料到，这场诗案会将他的人生劈成两半：前半生如汴京牡丹，在朝堂与词坛灼灼盛放；后半生若黄州寒梅，于逆境中结出更清奇的风骨。初抵黄州，苏轼在给李之仪的信中写“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他在城南荒地开垦东坡，布衣芒鞋躬耕垄亩，看稻菽在风中低伏，听杜鹃在雨里哀啼。昔日“日啖荔枝三百颗”的风流太守，如今与农夫谈桑麻，向渔父问潮汐。物质的匮乏最能磨洗心境，当他在雪夜独酌，写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笔端已褪去朝堂的激昂，多了人间烟火的温热。
蜕变发生在赤壁。元丰五年秋，赤壁矶头的江风掀动他的衣角，惊涛拍岸的声响撞碎了案牍的阴霾。“大江东去”的吟咏里，周瑜的英发与曹操的仓皇在眼前交错，而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那些在狱中反复叩问的“进退”与“荣辱”，此刻化作《赤壁赋》里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他终于在江水与明月间照见永恒，将个体的苦难消在宇宙的浩渺里。
诗案前，苏轼的笔是锋芒毕露的剑，写“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带着士大夫的锐利与孤傲；诗案后，他的笔成了温润的玉，在《定风波》里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风雨也晴”，将宦海沉浮轻描为蓑衣上的雨滴。他开始描摹竹篱茅舍间的寻常度日，“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步态里，藏着与生活和的从容。当年御史台的弹劾状上，那些被曲的诗句，终究在黄州的土壤里，开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坚韧的花。
乌台诗案像一把钝刀，割去了苏轼身上的庙堂气，却让他的灵魂更贴近大地。当他在东坡雪堂煮茶听雨，看檐角的冰凌融化成初春的溪流，或许会想起汴京的旧梦，但更多的，是对眼前“泥上偶然留指爪”的释然。文曾将他推入深渊，最终也成为他的救赎——那些在逆境中淬炼出的诗与思，早已超越了政治的恩怨，成为穿透千年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