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爬上沈阳铁西工业区的老厂房，砖墙上的红漆标语虽已斑驳，却仍能辨认出“为国争光”的样。当人们问起“共和国长子”指的是哪个城市，答案就藏在这些钢铁浇筑的岁月里——沈阳。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的工业体系急需一个“发动机”。而沈阳，凭借伪满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虽被战争破坏却仍有骨架，成为新中国工业布局的核心。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沈阳占了24项——这是全国城市里最多的。沈阳机床厂、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飞机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这些工厂像一颗颗铆钉，把中国工业的框架牢牢钉在土地上。
沈阳机床厂造出的第一台万能铣床，了中国不能生产精密机床的历史；沈阳变压器厂的第一台500千伏大型变压器，撑起了全国电网的骨架；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歼-5歼击机，让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喷气式战机——这些“第一”不是数，是新中国工业从0到1的突破。那时的沈阳，车间里的机器声从早响到晚，工人戴着安全帽穿梭在机床间，饭盒放在砂轮旁，啃着馒头盯着零件，连擦汗的毛巾都浸满了机油味。孟泰的“捡废品”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他带着工人把日本人留下的废铁堆翻了个遍，捡回上万件零件，重新组装出车间的设备——这种“把工厂当家”的劲头，就是“共和国长子”的模样：不喊口号，只做实事，把国家的需要扛在肩上。
三线建设时期，沈阳的“长子”责任更具体。1964年起，沈阳的工厂开始向西部、南部转移：沈阳机床厂的设备运到四川，帮助建立了西南机床厂；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技术人员奔赴贵州，参与组建歼击机生产线；甚至连工人的铺盖卷都跟着火车走，拖家带口去陌生的山区，把沈阳的工业火种播到全国。那时的沈阳人不说“牺牲”，只说“应该的”——就像家里的长子，总想着把最好的留给弟弟妹妹。
如今的沈阳，老厂房改成了文创园，车间里的机床换成了机器人，但“共和国长子”的精神还在。沈阳航空航天城的车间里，工人在组装新一代歼击机；沈阳智能制造产业园里，工业机器人的手臂精准舞动；就连当年的老劳模孟泰的雕像，还立在铁西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的是工厂的技术骨干，有的是创业的科技创业者，身上都带着当年的那股子劲：不服输，敢担当，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傍晚的铁西广场，老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当年的车间往事，旁边的年轻人举着手机拍老厂房的红砖外墙。风里飘着烤串的香味，混着远处工厂的轻微轰鸣——新旧交织里，沈阳的“长子”基因从没有断过。它不是一个虚名，是刻在机床齿轮里的纹路，是流在工人血液里的热乎气，是从1949年到今天，一直没变的那股“要为国家做点事”的念头。
当有人问“共和国长子”指的是哪个城市，沈阳不会说太多，只会指着身边的老厂房、新车间，笑着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家，也是国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