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那扇黄铜大门时，空气里浮动着雪茄、香槟与高级香水的混合气息。1960年的纽约，花花公子俱乐部刚开业不久，我穿着量身定制的束身衣，白色兔尾巴在身后微微晃动，高跟鞋踩过铺着红丝绒的楼梯，每一步都像踩在时代的鼓点上。作为最早入职的三十名兔女郎之一，我知道自己正在走进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
那身制服是特权的象征。紧身胸衣勾勒出曲线，黑色网袜包裹着小腿，耳朵造型的发箍必须保持45度角的美倾斜——这些细节都经过严格训练。我们要像杂技演员般平衡托盘，在拥挤的座位间穿梭时裙摆不能沾到客人，甚至微笑的弧度都有标准。第一次独立服务时，托盘里的鸡尾酒重得像铅块，而对面卡座里坐着的竟是弗兰克·辛纳屈。他冲我眨眨眼，我却想起经理的警告：“兔女郎是优雅的象征，不是花瓶。”于是我挺直背脊，用训练过的声线报出酒名，指尖因为紧张微微发白，心里却涌起一股奇异的骄傲。
俱乐部是个自成一体的宇宙。白天这里是寂静的宴会厅，夜晚则变成流动的名利场。富豪、明星、政客坐在皮革 booth 里谈生意、调情、或是单纯享受被视的快感。我们是这个舞台的一部分，既需要保持距离感，又要恰到好处地释放魅力。有客人试图用钻戒搭讪，也有人只是沉默地欣赏舞台上的爵士乐。我学会了在喧嚣中保持冷静，用眼角余光捕捉同伴的信号——如果某位客人越界，吧台后的保安会立刻上前，而我们只需微笑着移向下一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最难忘的是深夜清场后的时刻。脱下拉链繁重的制服，卸去睫毛上的亮片，姐妹们挤在狭小的更衣室里分食三明治，脚边散落着磨破的舞鞋。有人抱怨脚踝的淤青，有人兴奋地炫耀小费里夹着的歌剧票。那一刻，我们不再是符号化的“兔子”，只是一群二十出头的女孩，在纽约的夜色里寻找各自的生存之道。有人梦想成为模特，有人想攒钱读大学，而我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在那个女性角色备受局限的年代，兔女郎的身份竟意外地给了我们某种掌控感。
全盛时期的俱乐部像一个永不打烊的梦。水晶灯折射出迷离的光晕，老虎机吞吞吐吐地吐出硬币，空气中永远飘着希望与欲望的味道。我曾在休息室偶遇玛丽莲·梦露，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我们一样啃着汉堡；也见过西装革履的男人为争夺一个座位吵得面红耳赤。那些年，我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这个名利场的光怪陆离，也在觥筹交错间窥见人性的复杂。
后来，俱乐部的光环渐渐褪色，但那段穿着兔子装的时光，始终是我记忆里最鲜活的切片。它教会我优雅的力量，也让我明白：所谓“全盛”，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浮华，更是一群女性在规则与自由间，踮着脚尖跳出的一支独属于自己的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