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的“大事”，不过是历史的褶皱刚好叠在这里

庚子年的“要出大事”，从来不是什么写在星象里的预言，是老辈人把一串发皱的年份摊在手心，数着指节说“你看，那年也乱”。1840年英吉利的船炮轰开广州的虎门，《南京条约》的墨痕还没干，香港岛就成了外国人的租界；1900年义和团的拳旗插遍直隶的村头，八国联军的刺刀挑碎了紫禁城的门帘，慈禧太后裹着破棉袄逃去西安；1960年地里的玉米秆枯成了柴，村里的烟囱一连三天没冒烟，孩子们捧着空碗蹲在门槛上哭；2020年春节的鞭炮没响，口罩成了比年货还金贵的东西，武汉的医院门口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队。这些事堆在庚子年的筐里，就成了“要出大事”的说法——不是预言，是刻在记忆里的疤。

为啥说“庚子年必有大乱”？哪有什么“必”，是历史的褶子刚好叠在这一年。干支纪年每60年转一圈，像个走得慢的钟，刚好敲在某些节骨眼上。清朝闭关锁国关了二百年，到1840年再也关不住洋人的船；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到1900年才发现造的枪打不赢洋人的炮；新中国刚走过十年，1960年的天灾碰上天安门广场的风；全球化绕了地球一圈，2020年的病毒顺着航班漂到每一个角落。这些乱子不是庚子年带来的，是早就埋在土里的雷——列强要抢钱，朝廷要保命，庄稼要吃饭，病毒要传种——这些矛盾攒够了，总得找个出口，刚好出口的牌子写着“庚子”。

就像村里那间老房子，墙根早被老鼠蛀空了，哪天刮大风塌了，没人怪风，怪房子早该修了。庚子年就是那阵风。老人们说“庚子年犯冲”，其实是在说“有些事藏不住”：该爆发的冲突不会等，该到来的灾难不会绕，它们只是刚好选了一个大家都记得住的年份——毕竟60年一轮的庚子，比“光绪二十年”“咸丰十年”好记多了。

你问“庚子年要出大事是什么意思”？是中国人把历史里的疼攒成了一句话，像妈妈拍着背说“上次发烧也是这个月”；你问“为何必有大乱”？不过是矛盾从来不会自己消失，只会等个日子炸开来，刚好那个日子，叫庚子。

没有什么“必”，不过是刚好。就像你总在某个星期一迟到，不是星期一的错，是你前一天晚上忘了定闹钟，刚好那天是星期一。庚子年的“大乱”，从来不是年份的错，是那些攒了很久的事，刚好选了这个大家都记得住的日子，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