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与提出者考辨
“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权谋的经典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最高权力象征天子，实现对各方势力的号令与威慑。这一策略的具体提出者，需从汉末动荡的政治格局中溯源。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天下分崩，董卓乱政导致汉献帝沦为傀儡，后经李傕、郭汜之乱，献帝辗转流离，沦为依靠的政治符号。此时，各路诸侯或忙于割据，或视天子为累赘，唯有曹操集团敏锐意识到汉献帝的价值。而将这一价值转化为具体策略的，正是曹操麾下谋士毛玠。
据《三国志·魏书·毛玠传》记载，初平三年192年，毛玠向时任兖州牧的曹操进言：“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经岁之储，百姓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里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的雏形。毛玠的直指核心：通过尊奉天子，占据道德与政治制高点，从而名正言顺地讨伐异己，同时发展经济、积蓄实力。
曹操采纳了这一。建安元年196年，他派夏侯敦率军迎接汉献帝至许昌，正式将天子掌控在自己手中。此后，曹操以汉献帝名义发布诏令，论是任命官员、征讨割据势力，还是安抚地方，均以“天子旨意”为名义，形成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尽管曹操集团内部对是否迎奉天子曾有争议如荀彧“匡扶汉室”的初心，与曹操后期的权力扩张存在张力，但毛玠提出的策略框架始终是曹操政治操作的核心。
值得意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具体表述，并非出自毛玠的原始，而是后世对这一策略的概括。例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分析曹操时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里的“挟天子而令诸侯”，是对局外人视角下曹操行为的描述，带有批判意味，而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则更策略的主动性与正当性。两者虽措辞有别，内核却一脉相承。
从历史脉络看，董卓、李傕等人也曾汉献帝，但他们仅将天子视为权力傀儡，缺乏系统的政治规划与民生建设，最终沦为天下公敌。唯有曹操在毛玠策略的指引下，将“奉天子”与“修耕植”“畜军资”结合，既以天子之名凝聚人心，又以实力夯实根基，才真正将“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政治构想变为实践，并奠定了曹魏基业。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构想，其直接提出者是东汉末年曹操的谋士毛玠。他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为曹操集团提供了核心政治纲领，成为汉末乱世中最具影响力的权谋决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