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民族资产阶级多次展现出革命性：清末民初，他们积极支持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通过政治变革打破封建桎梏，为民族工业开辟道路；抗战时期，大量民族企业内迁，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经济的重要力量。这些实践证明，在压迫深重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妥协性：经济依赖与政治软弱的必然结果 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根源于其经济基础的脆弱性和与旧势力的天然联系。民族工业普遍存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问题，不得不依赖外资企业的设备和技术；部分资本家同时兼具封建地主身份，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存在利益勾连。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妥协性。历史实践中，妥协性表现为对反动势力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幻想通过依附袁世凯政权实现“实业救国”，未能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抗战后期，面对官僚资本的膨胀和外国资本的渗透，部分企业或停工减产，或依附权贵，甚至出现与反动势力合作的现象。这种妥协性使其法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也难以承担起彻底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
两面性的统一：时代局限下的阶级特征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并非割裂的存在，而是同一阶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当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威胁其根本利益时，革命性便会凸显；当革命触及自身利益或面临强大压力时，妥协性又会占据主导。这种矛盾特征，本质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本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必然结果。正是基于对这一两面性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既团结其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一面，争取其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又警惕其妥协动摇的可能性，在联合中保持必要的斗争。这一策略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