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制度与“卖妻”的区别在于“典”的临时性——卖妻是永久转让，典妻则有期限限制；与“妾”的区别在于契约性——妾是正式纳入家庭的从属成员，典妻则是短期租赁，期满需回归原家庭。典妻契约通常明确规定典价、期限、生育责任、子女归属多归典入方等内容，甚至包含女子在典期内的生活禁忌如不得与原夫往来。
典妻婚的起源：多重社会因素交织的产物 典妻婚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古代经济结构、宗法制度与性别秩序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贫困是典妻婚产生的根本动因。古代小农经济脆弱，一旦遭遇灾荒、战乱或苛捐杂税，底层农民常陷入“家徒四壁，以为生”的绝境。为求生存，部分男子不得不“典妻鬻子”，将妻子作为“财产”换取粮食或钱财。明代《明实录》记载，景泰年间山东灾荒，“民间卖妻鬻子者，不可胜数”，其中便包含大量典妻案例。 宗法制度下的“子嗣焦虑”是直接推力。封建伦理将“不孝有三，后为大”奉为圭臬，子不仅意味着家族香火断绝，更可能导致财产继承危机。对于力娶妻或正妻子的富人、士族，典妻成为低成本获取子嗣的捷径。清代《清稗类钞》记载，浙江绍兴一带“有妻不能育者，或已婚而丧妻者，辄典他人妻以生子”，典入方往往通过支付高额典价，换取女子的生育权。 女性社会地位的极度低下是制度基础。在“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妻子的人身权、财产权均归丈夫所有，丈夫有权将其“典”“卖”，女性毫反抗能力。这种性别压迫使得典妻婚在底层社会被默许，甚至形成“典妻养家”的扭曲观念。此外，古代法律对典妻的“模糊态度”也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虽然儒家伦理反对“典妻”，部分朝代如宋代曾明令禁止“典卖妻子”，但底层社会的生存需求与地方习俗的惯性，使得法律难以彻底执行。清代律法虽规定“典妻者杖八十”，但实践中多以“民不举官不究”告终，典妻婚反而在江南、华北等地形成区域性习俗。
典妻婚作为古代社会的特殊婚姻形态，是经济贫困、宗法压制与性别不公交织的产物。它以女性的苦难为代价，映射出封建制度下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也成为传统婚姻伦理中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