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演中，甲需为乙的所有谎言寻找合理释，哪怕内容违背常识。例如乙声称“煤球是白的”，甲必须牵强附会地辩“煤球被石灰水染白”；乙说“狗长犄角”，甲则要圆成“狗跟羊打架撞出犄角”。这种“强词夺理”的圆谎过程，构成了段子的主要笑料。丙的角色则如同“捧哏”与“挑错者”的结合体，通过连续追问推动矛盾升级，逼迫甲在谎言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马褂在此成为权力关系的象征：乙掌握马褂的所有权，便掌握了话语主导权；甲为取回马褂，不得不放弃逻辑底线。这种设定暗喻了现实中“利益交换下的言不由衷”，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经典版本中，甲最终力圆谎，只能承认“为了马褂胡说八道”，以自嘲式收尾成情绪释放。作为对口相声向群口相声过渡的代表作，《扒马褂》既保留了“捧逗”的语言艺术，又加入了角色间的戏剧冲突。不同流派的演绎各具特色：侯宝林版本重逻辑漏洞的巧妙填补，马三立版本突出市井小人物的奈与狡黠，郭德纲版本则强化肢体语言和即兴互动。
如今，“扒马褂”已超越曲艺范畴，成为形容“被迫为他人掩饰错误”的俗语。当某人因情面或利益关系不得不替他人圆谎时，便会被调侃“在扒马褂”。这种文化符号的延伸，正是传统相声扎根生活的鲜活证明。
从舞台到日常，《扒马褂》用笑声揭示了人际博弈中的微妙平衡：马褂可以脱下，但面子与利益的“马褂”，却常常让人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