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晚年的政治布局看，胤禛早已进入权力核心。康熙六十年，胤禛奉命领衔祭天，这是皇帝对储君的特殊信任。 此外，康熙多次让胤禛代行祭祖、巡查京畿，其频繁程度远超其他皇子。尤其在康熙病重期间，胤禛被特许“恭请圣安”，并参与处理朝政，这些都是储君的典型特征。
康熙对胤禛之子弘历乾隆的喜爱，也成为传位的重要伏笔。康熙六十一年，弘历被接入宫中抚养，亲自教导读书骑射，甚至带其参加木兰秋狝。 这种隔代指定的暗示，在清朝历史上并非孤例。康熙曾评价弘历“是福过于予”，侧面反映出对胤禛一脉的认可。
尽管民间流传“改诏说”，但从历史考据看站不住脚。清代官方文书中，“于”字写作“於”，“十”字法改为“於”；且遗诏满文部分涂改痕迹，满汉文本内容全一致。 此外，康熙临终前召集群臣宣读遗诏，在场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大学士马齐等均为见证，不存在秘密改诏的可能。
胤禛继位后推行的改革，也印证了康熙的选择。他整顿吏治、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这些政策延续了康熙晚年的施政方向，稳固了清朝统治。 若康熙属意他人，断不会让胤禛长期参与核心政务，更不会将改革重任托付于他。
历史真相或许藏在冰冷的档案中，但康熙的传位意图清晰可见：通过遗诏确立、政治布局铺垫、隔代培养暗示，皇四子胤禛才是他最终选定的继承人。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权力之争，终以雍正确立统治画上句点，也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