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最后，程勇因“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法庭上，他没有为自己辩，只是平静地接受判决——这个曾经靠卖印度仿制格列宁牟利的“药贩”，早已在数病友的期盼与绝望中，成了从商人到“药神”的蜕变。他用自己的自由，换来了对法律的敬畏，也换来了对生命的交代。
判决执行那天，数百名白血病患者自发来到街头，摘下口罩为他送行。他们举着“谢谢勇哥”的纸牌，沉默地视着囚车缓缓驶过。这个画面没有激烈的哭喊，却比任何台词都更戳中人心：程勇或许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好人”，却是数绝望生命里的光。 他的入狱，成了一种悲壮的“献祭”——用个体的牺牲，叩问着现有规则的温度。
电影的尾声，以字幕形式交代了现实的回响。2018年，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正式实施；同年，《我不是药神》原型陆勇案被不起诉；2019年，新版医保目录将17种抗癌药纳入报销范围。 这些冰冷的政策条文背后，是程勇们用故事推动的时代进步：曾经遥不可及的“天价药”，开始走进寻常患者的生活；“救命药”与“假药”的模糊地带，被法律与人性重新照亮。
多年后，程勇刑满释放。接他出狱的，是曾经追捕他的警察曹斌。车上，曹斌告诉他：“格列宁进医保了，没人再买印度药了。”程勇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眼里没有了当年的焦虑，只剩释然。这个结局没有刻意制造圆满，却让观众看见：当一个人的牺牲能唤醒更多人的关，当一个故事能推动制度的善，所有的沉重都有了意义。
《我不是药神》的结局，终究不是某个人的结局。它是法与情在时代洪流中的一次和，是普通人用血肉之躯撞开的一道微光。程勇入狱了，但“药神”的精神没有消失——它化作了政策的温度、社会的进步，和每个生命对“活下去”的权利的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