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他的文字确实“怪”。句子像没揉开的面团，硬邦邦的；情节像煮过了头的青菜，软塌塌的。有编辑回信说：“像是生嚼花椒，麻得人牙床疼。”读者更直接，在评论区留一句：“看你写东西，不如啃树皮。”他把那些话抄在笔记本上，旁边画个哭脸，抬头写上“怪难吃工作室”——把自嘲钉成了招牌。
他没停笔。白天在餐馆后厨帮工，切菜时琢磨段落节奏，颠勺时想人物对话；晚上趴在出租屋的小桌上写，台灯把影子投在墙上，像个固执的叹号。有次写一场雨，他在雨里站了半小时，任由冷雨顺着脖子流，只为记下“雨打在铁皮棚上，像有人拿竹筛筛豆子”的声响。邻居骂他疯魔，他嘿嘿笑：“总得让‘难吃’的东西，慢慢有个味道吧。”
转折点是那篇《灶边记》。写他老家厨房的土灶，写母亲如何把隔夜的冷饭炒成金粒，写柴火噼啪声里飘着的萝卜干香。文字突然就活了，像灶膛里的火星子，蹭地烧起来。编辑打电话来：“这次不麻了，是暖的，像喝了碗热粥。”读者开始说：“你写的不是故事，是日子啊。”他把《怪难吃》的手稿收进箱底，在新的稿纸上写下“行一膳”——“行”是走人间路，“膳”是熬岁月味。
现在叫“行一膳”，他的文字真成了一膳好味。写市井街巷，有油条在油锅里冒泡的滋啦声；写老两口拌嘴，带着酱油瓶碰翻的咸香；写游子归乡，行李箱滚轮碾过青石板的脆响，都裹着家的温度。有人问他怎么突然“好吃”了，他总指着窗外的菜市场：“你看那卖豆腐的，磨了三十年豆子，哪有不好吃的道理？”
当年那个对着“怪难吃”三个字发呆的青年，如今笔下的每个句子，都像慢火炖了很久的汤，不用急着出锅，自有醇厚的香。那些曾经的“难吃”，原来都是熬汤时必不可少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