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智伯欲袭卫，先遣人赠卫君野马四乘、白璧一双。卫君见礼甚喜，群臣皆贺，独南文子愀然有忧色。卫君怪而问之，南文子曰：“智伯之为人，好利而骜，非有约而故以重礼遗诸侯者。野马四乘，白璧一双，此非小利也，必得卫而后止。君其备之！ ”寥寥数语，道破智伯伪善面具下的狼子野心——缘故之厚礼，必是祸端之先声。
未几，智伯果遣太子颜奔卫，诈称“亡其太子”，欲借机入卫为内应。南文子闻之，复谏卫君：“太子颜，智伯之爱子也，甚爱而有宠，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彼携重宝而来，其心不测。若受之，是开门揖盗也。 ”卫君顿悟，遂拒纳太子颜，且厉兵秣马，严守边境。智伯见卫国早有防备，谋不得逞，乃罢兵而去。
南文子之“忧”，非杞人忧天之戚，乃洞察世事之明。当众人沉溺于“重礼”的虚华，他独能透过现象观其本质——智者之虑，不在既得之利，而在未萌之祸；为国之忧，不在一时之安，而在长久之固。 他以“礼重必谋”的清醒，破“糖衣炮弹”之计；以“爱子故亡必诈”的敏锐，阻“假道伐虢”之谋。正是这“先忧而后谋”的远见，使卫国于形之中消弭了一场兵戈之险。
观南文子所为，“为国忧”三字，非空喊之口号，实躬身之践行。他不随波逐流，不媚上欺下，唯以国家安危为念，于细微处见危机，于平静中察汹涌。这种“居安思危”的警觉，“见微知著”的智慧，恰是乱世中邦国存续之根本。卫得以存，非天幸，实赖南文子之“忧”也。
千载之下，南文子的身影早已模糊，但其“为国忧”的精神，如星斗高悬——忧者，非愁绪之扰，乃责任之重；智者，非机巧之术，乃家国之心。 此正是《南文子为国忧》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国之安宁，常在居安思危者之手；邦之存续，多赖见微知著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