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六小时，麻醉药效像退潮的海水般褪去，括约肌开始剧烈收缩，每一寸肌肉都在尖叫。我趴在病床上，臀部像被塞进烧红的铁球，稍微挪动就触发撕裂般的疼痛。护士送来的止痛药只能短暂麻痹神经，药效过后，痛感变本加厉地反扑，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腹部用力牵扯到伤口。
最煎熬的是第一次排便。马桶圈变成刑具，粪便经过伤口时，仿佛有人用钝刀在切割血肉。汗水浸透病号服，眼泪混合着屈辱往下掉，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熬。便后的清洗更是酷刑，温水触碰到伤口的刹那，剧痛让我几乎晕厥，只能咬着牙用棉巾轻轻沾拭，血渍在白色敷料上洇开，像一朵朵绝望的花。
换药室的门每次打开，都让我浑身发抖。医生戴着手套的手指探入伤口时，神经末梢像被点燃的引线，疼得我蜷缩成虾米。伤口的腐肉被清创钳夹出，发出细微的“咯吱”声，我死死咬住嘴唇，尝到血腥味才勉强没喊出声。走廊里其他患者的呻吟声此起彼伏，我们像一群被折断翅膀的困兽，在疼痛的牢笼里彼此对望。
夜里根本法平躺，只能侧蜷着身体，臀部悬空。每一次翻身都是对意志力的凌迟，伤口与床单摩擦产生的刺痛，让睡眠变成奢侈的幻想。凌晨三点，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听着隔壁床大叔压抑的痛哼，突然明白“人间炼狱”四个字的分量——它不是夸张的修辞，是肉体与精神被反复碾碎的真实。
出院那天，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坐在出租车后座，臀部下垫着厚厚的海绵，却仍能清晰感受到伤口的存在。那些疼到窒息的瞬间、蜷缩在病床上的夜晚、换药室里的冷汗，像刻在骨髓里的烙印，提醒我这场“小手术”如何将人拖入深渊。直到现在，听见“痔疮”两个字，尾椎骨都会条件反射般传来一阵熟悉的、冰冷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