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深秋的迪拜，Gary还叫李建国。这个前汽修工程师蹲在龙城市场外啃馕，刚因为老板卷款跑路丢了工作。他的工具箱里藏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儿子刚满三岁——那是他来阿联酋打工的第三个年头。当百叔的越野车在泥泞里爆胎时，这个穿着沾着机油工装的男人，用半小时换胎的利落动作，让百叔递出了一张写着酒店地址的纸条："明天开始，给我开车。"
他们的第一趟长途是穿越沙特沙漠。百叔在副驾核对订单时，发现Gary总在路过绿洲时对着手机屏幕发呆。直到某天凌晨，Gary突然用生硬的英语说："先生，能停两分钟吗？我儿子刚学会叫爸爸。" 那天的车载电台飘着古兰经诵经声，两个中年男人在沙丘上看着Gary手机里模糊的视频，烟蒂烫穿了百叔的西装裤兜，他却笑着拍了拍对方肩膀。 2010年欧债危机波及中东，百叔的仓库被法院查封。Gary默默把准备给儿子买房的存款取出来，用塑料袋装着塞进百叔抽屉。"这不是借，"他比划着，"是我入股。"那时他已经能说流利粤语，连骂人的腔调都和百叔如出一辙。 三个月后资金链恢复，百叔在庆功宴上把Gary的名字加进股东名单，而Gary只是把儿子的最新照片设成了百叔的手机屏保。如今Gary的儿子在广州读大学，每年暑假都会来迪拜实习。这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总说："我爸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是当年没把那个爆胎的车胎装反。"而百叔的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和Gary在麦加禁寺前的合影，另一张是两个家庭在珠江边的聚餐照。
去年疫情期间，百叔在视频会议里对着焦虑的欧洲客户拍桌："我的货可以晚到，但我的司机必须最先打上疫苗。"镜头外，Gary正在厨房给隔离的百叔煮生姜水，瓷碗碰在大理石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