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踏上阿拉斯加的渔船时，甲板上的冰碴子像碎玻璃一样扎进靴底。老船长乔把我推到一堆渔线前，他的威士忌 breath 混着海风灌进我耳朵：“菜鸟，今天钓不到五条三文鱼，你就睡鱼舱。”
那时我的英语只够点汉堡，只能跟着其他船员机械地甩线。浪头砸在船舷上，咸水溅得满脸都是，我死死攥着冰冷的钓竿，生怕被卷进灰色的浪涛里。最初的三个月，我总在深夜被冻醒，鱼舱里鱼腥气混着机油味，比家乡的汗味陌生百倍。
十月的风暴来得猝不及防。乔喊着“收网”的嘶吼被狂风撕成碎片，我看见日本裔船员健司被渔网缠住拖向船外，几乎是本能地扑过去抓住他的裤脚。海浪像愤怒的巨兽反复拍打甲板，我们跪着、爬着，用牙齿咬断网线。当太阳挣扎着爬上云层时，网里的帝王蟹在晨光中泛着红油光泽，乔拍了拍我的肩膀，第一次给我递了杯热咖啡。
语言在海上变得多余。波兰裔大副安德烈用手势教我分辨潮汐，健司用便当里的海苔给我演示洋流方向。有次我误把鲨鱼诱饵投进蟹笼，乔气得把帽子摔在甲板上，但当我忍着手上的伤口把最后一笼螃蟹拖上来时，他默默往我碗里加了块黄油。
某个凌晨，我蹲在船尾处理鳕鱼，发现晨光把海水染成了融化的金子。几条小鱼跳出水面，银鳞在波纹里闪闪烁烁。那一刻突然想起家乡的稻田，想起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眼眶猛地热了。原来论在太平洋还是长江，水都是活的，会哭，会笑，会记住每个奋力讨生活的人。
现在我的手掌能精准量出蟹钳的尺寸，耳朵能分辨引擎的异常声响。当新来的墨西哥男孩笨拙地打结时，我会像乔当年那样，把绳头塞进他手里，用他听不懂的中文说：“使劲，浪要来了。” 海风依旧凛冽，但我知道，这片曾经陌生的海洋，已经藏进了我的骨头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