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年间的胡惟庸案，是一场改写政治格局的大案——它以丞相胡惟庸的倒台为起点，终结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也成为朱元璋强化皇权的关键步骤。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凭借谨慎机敏逐步晋升。洪武六年，他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成为百官之首。彼时朱元璋渐怠朝政，胡惟庸趁机专权：他独揽官员任免、奏章批答之权，官员升迁多需经他门路；截留对自己不利的奏章，不让皇帝知晓；甚至拉拢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等开国功臣，形成势力集团。
洪武十三年，案情爆发。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称他私通北元、倭寇，意图起兵；更有“云奇告变”的传说：内侍云奇发现胡惟庸府中藏兵，冒死拦驾告发。朱元璋大怒，立即逮捕胡惟庸，次日便以“谋反”罪将其处死。
但案件并未随胡惟庸之死终结。朱元璋借此案穷究党羽，牵连范围不断扩大。洪武二十三年，已退休的韩国公李善长被指为胡惟庸党羽，全家七十余人被杀；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等功臣亦遭清算。前后十余年，此案株连达三万余人，朝中功勋旧部几乎被扫荡一空。
胡惟庸案的核心，实则是朱元璋对“相权”的清算。自秦汉以来，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始终与皇权存在制衡。胡惟庸的专权，恰好给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借口。案发后，朱元璋下诏罢除中书省，将权力分拆给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一举措彻底终结了中国两千余年的丞相制度，皇权自此高度集中，影响此后明清两代的政治架构。
这场大案，表面是“谋反”的清算，本质是皇权对相权的碾压。胡惟庸的专权是导火索，而朱元璋早已谋划的集权布局，才是案件背后的真正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