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子疑云》的故事背景
1928年的洛杉矶，正处于快速扩张的时代。汽车取代马车成为主流，好莱坞电影业初露锋芒，城市人口激增，但繁荣背后，社会治理的裂缝已悄然蔓延。这一年，单亲母亲克里斯汀·柯林斯的生活被彻底击碎——她9岁的儿子沃尔特在放学路上失踪了。彼时的洛杉矶警局，正深陷公信力危机。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警方与黑帮勾结、暴力执法的新闻屡见不鲜，洛杉矶警局更是因腐败和低效饱受诟病。为挽回公众信任，局长詹姆斯·E·戴维斯急于塑造“高效破案”的形象。沃尔特失踪案发生后，警方起初敷衍调查，直到舆论压力渐增，才在数月后宣称“找到”了孩子。
然而，当克里斯汀在记者和警员的簇拥下见到那个男孩时，她立刻认出：这不是沃尔特。男孩比沃尔特矮，割过包皮，而沃尔特没有——这些细节被警方轻描淡写为“母亲过度思念产生错觉”。为平息事端，他们强迫克里斯汀“暂时接纳”男孩，并威胁她若继续“闹事”将失去监护权。
这背后，是那个年代女性的弱势处境。作为电话公司的接线员，克里斯汀是少数拥有独立收入的女性，但在男权主导的社会里，她的声音被轻易忽视。警方咬定“母亲精神失常”，甚至联合精神病院将她强制收治，理由是“扰乱治安”。病院里，与她有相似遭遇的女性不在少数——她们多因挑战权威或拒绝顺从被贴上“疯癫”标签。
转折发生在媒体与公众的介入。牧师古斯塔夫·布里格尔斯通过广播揭露警方谎言，记者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旗下的《洛杉矶考察报》持续追踪报道，公众愤怒迫使警局重启调查。与此同时，加拿大警方破获了一宗连环儿童谋杀案：在加州文维尔的鸡肉厂，凶手戈登·斯图尔特·诺斯克绑架并杀害了至少20名男孩，沃尔特很可能是其中之一。
真相的残酷与警方的失职形成刺眼对比。1929年，克里斯汀被罪释放，警局局长被迫辞职，涉案警员受审。但沃尔特的遗体始终未被找到，直至1935年，克里斯汀仍在刊登寻人启事，坚信儿子可能生还。
这个发生在“咆哮年代”的真实故事，最终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城市扩张中执法系统的崩坏、性别权力的失衡，以及个体在体制碾压下的挣扎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