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圣地亚哥唤大海作“lamar”
海鸥掠过时，圣地亚哥总爱对着翻涌的蓝喃喃一句“lamar”。不是“mar”，那个词典里冰冷的“海”，而是带着喉间暖意的“lamar”，像唤邻家姑娘的小名，尾音在海风里轻轻打个旋，就落进浪涛里了。他摸船舷的样子，像摸一匹老马的脖颈。木头上嵌着经年的盐粒，被他掌心的茧磨得发亮。“今天该有金枪鱼了，lamar。”他眯眼望水天相接处，晨光把海面染成融化的金子，浪花卷着细碎的银，“别太凶，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你摇。”说罢自己先笑了，皱纹里盛着盐晶似的光——他知道，海听着呢。
曾有年轻渔夫骂海“婊子养的”，嫌她吝啬，或是暴怒时吞噬网里的鱼。圣地亚哥听见了，却只是往海里撒了把碎面包屑。“她不是婊子，”他轻声说，“她是女人。会哭，会笑，脾气来了谁也拦不住——可你能怨自己的娘吗？”那年他连着四十三天空手而归，船板晒得发烫，他仍每天给“lamar”带一把新鲜的海藻，“给你装扮装扮，老伙计。”
搏斗最烈的那天，马林鱼拖着小船往深海去，他的手被钓索勒出了血，咸水一浸，疼得钻心。浪头砸下来，船头像喝醉似的晃，他听见“lamar”在耳边吼，不是愤怒，是鼓劲：“挺住，老头，别让鱼看扁了！”他咬着牙笑，血沫混着唾沫吐进海里：“放心，lamar，我跟你一样犟。”暮色中，鱼的影子在水下泛着青铜色的光，他忽然觉得，这哪是搏斗？是两个老伙计较着劲跳舞呢，海是鼓点，鱼是舞伴，他是那个不肯退场的领舞人。
鲨鱼来的时候，“lamar”静了。月光洒在海面上，像撒了一层碎玻璃，冷得扎眼。他挥着鱼叉，听骨头断裂的脆响，也听浪花拍船的闷响——那是“lamar”在叹息。“没关系，”他摸着只剩骨架的鱼，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我们尽力了。”回程的夜里，他躺在船舱里，听着海浪轻拍船底，一下，又一下，像母亲哼着摇篮曲。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第一次带他出海，也是这样的夜，父亲说：“海是活的，你对她好，她就记着。”
后来他常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年轻人驾着摩托艇飞驰，引擎吵得海鸥都飞走了。他不说话，只是摸出揣在怀里的贝壳，贴在耳边——里面有“lamar”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带着咸湿的呼吸。有人问他：“海那么狠，你怎么还总念叨她？”他把贝壳塞回怀里，笑了：“你会忘了自己的心跳吗？”
风又起了，他扶着拐杖站起来，朝着大海的方向，轻轻说了声“lamar”。远处，浪尖上跃着一条银鱼，一闪就不见了，像“lamar”眨了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