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失察，何以成事？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莫不以用人为先。然用人之难，不在求才，而在察人。所谓“用人不察，何以知人”，若仅凭表象便委以重任，恰如以管窥天，终难见全貌。战国时赵国用赵括，纸上谈兵之名流传千古，长平一役损兵四十万，皆因赵王未能察其虚浮；三国马谡守街亭，违诸葛亮节度而致北伐功败垂成，亦因孔明识人未透。察者，非止于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非止于一时之表现，更要考其素日之行藏。既需察之，更需知之。“知之不深，何以任人？”知人之深，在于见其骨而知其心。有人外讷内敏，似驽马却有千里之能；有人舌灿莲花，实则腹中空空。汉武帝用霍光，观其“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方托以辅政之重任；唐太宗识马周，从常何奏章之精妙中察其才，破格擢用终成一代名相。若知之不深，纵有良才在前，亦如明珠暗投，何谈任之有道？
任之当，则百事兴；任之不当，纵英才亦会沦为庸碌。“任之不当，怎么能叫知人善任？”春秋时齐桓公用管仲而霸诸侯，用竖刁、易牙而身死国乱，一正一反，皆在“任”之一。宋高宗错信秦桧，以奸佞为心腹，害岳飞于风波亭，终致偏安江南，国势日衰。所谓任之当，不仅要量才授职，更要权责相称；不仅要看其能力所长，更要察其心性品格。若强以短才处要职，或使小人居高位，轻则事倍功半，重则祸国殃民。
用人之道，如明镜照物，察之则明，知之则透，任之则当。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纵观史册，兴衰荣辱皆系于此。故曰：用人不可不察，知人不可不深，任人不可不当。此乃千古不易之理，亦为成事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