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利马的人最后是不是死了？
从利马建城的那天起，那些推动这座城市生长的人就定与死神共舞。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跪在沙滩上划出十字时，刀刃已经藏在他的披风下。这个征服印加帝国的殖民者，在利马大教堂的阴影里被仇家刺杀，尸体像垃圾一样被拖过他亲手规划的街道。他推动利马成为殖民帝国的明珠，却没能躲开身后飞溅的鲜血。
独立战争时期的胡安·阿吉雷将军，在卡亚俄港的炮战中被子弹击穿胸膛。他生前骑着白马穿过利马的阿拉梅达公园，民众向他投掷鲜花，死后尸体在海风中腐烂了三天才被认领。那些跟着他推翻西班牙统治的士兵，大多倒在圣马丁广场的石阶上，血水流进排水沟，滋养着日后贫民窟里疯长的九重葛。
1924年那个闷热的午后，记者马里亚诺·科尔内霍在《商报》社写最后一篇抨击寡头政府的社论，门口的刺客用砍刀劈开了他的头颅。他笔下那些关于工人权益的文字，后来变成了利马大学墙上斑驳的涂鸦。城市边缘的制鞋厂里，赤脚的童工仍在重复他抨击过的劳作，机器轰鸣声中，没人记得那个戴圆框眼镜的记者。
2017年暴雨冲垮利马北部贫民窟时，社区领袖罗莎·古铁雷斯把最后一块木板推给了邻居的孩子。泥石流卷走她的时候，她怀里还紧紧攥着未写的抗议书。市政厅档案柜里，她改善排水系统的申请早已积满灰尘，而新的铁皮屋正在她消失的地方慢慢搭建。
他们都死了。死于刀剑、枪炮、砍刀，或者沉默的饥饿与遗忘。利马的地图在他们的尸骨上不断延展，新的铁路切开山脉，摩天大楼刺破云层，而那些推动城市脉搏的人，最终都成了铺路石。清晨的阳光掠过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尖顶，流浪汉在台阶上蜷成一团，他怀里揣着半张报纸，上面印着某个新当选市长的笑脸——又是一个准备推动利马向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