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家法
记忆里的家法，从来不是模糊的概念，是红木衣柜前的铜锁，是竹尺落在掌心的脆响，是晾衣杆扫过裤腿的麻意。那些具体的形态和触感，至今想起来，指尖还会微微发紧。最先来的总是罚站。通常是在客厅的墙角，背要挺直，脚尖抵着墙根，眼睛盯着地上的地砖缝。母亲会往旁边放一个小闹钟，“站够半小时才能动”。冬日里瓷砖冰得脚底板发麻，夏日里后背黏着衬衫，墙上的石英钟秒针走得像蜗牛，数到第两百下时，眼睛早酸得想掉泪，却不敢抬手揉。有时犯的错轻些，就罚站在高凳上，双手平举课本，凳面硌得人想往下滑，可母亲的眼睛总在厨房门后瞟着，连晃一下都会被喝止。
比罚站更怵的是工具。竹尺是父亲的专属，总放在书房的笔筒旁。闯了祸，他会让我伸出左手，手心朝上，竹尺悬在半空时，我总盯着尺子上的竹节，数着上面的裂纹。“啪”的一声，掌心先是白，后慢慢红起来，像铺了层薄辣椒。三下过后，指尖都在抖，却不敢缩回手，他说“伸好，没数不准动”。母亲用的是鸡毛掸子，塑料柄，掸子毛早掉得七零八落。她打人不重，却总往胳膊和腿上招呼，掸子毛扫过皮肤，痒丝丝的疼，像有小虫在爬，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她就停下，递张纸巾，“哭够了接着罚”。
更磨人的是剥夺。藏在床底的玻璃糖罐会被收走，母亲说“一个礼拜不准吃零食”；放学想和同学跳皮筋，她把我的花皮筋锁进抽屉，“今天的生抄二十遍，抄不不准出门”。最难受的是不准看电视，邻居家传来《西游记》的片头曲，我趴在门缝里听，听孙悟空喊“师父”，听猪八戒哼哧，心里像被猫抓。父亲走过来看见，就把我拉回书桌前，“写歪一笔，再加五遍”。
有时也会罚做家事。打碎了酱油瓶，就得蹲在地上，用抹布把酱油渍擦得发亮，“擦到能照出人影为止”。冬天的自来水冰得手通红，抹布搓在瓷砖上沙沙响，母亲在一旁择菜，时不时看一眼，“这里还有印子，重擦”。擦地，还要去刷锅，铁锅沉得坠手，洗洁精沫沾在胳膊上，风一吹凉飕飕的。
这些惩处像老座钟的齿轮，咔嗒咔嗒嵌在童年里。竹尺的裂纹，鸡毛掸子的毛，高凳上的木纹，如今想起来，不觉得苦，倒像老相册里的旧照片，带着点褪色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