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里的“娘娘”声》
清晨的弄堂刚醒，老虎窗里漏下第一缕光时，巷口阿婆的煤炉“轰”地燃起，紧接着就听见小囡揉着眼睛喊：“娘娘——”声音裹着晨雾，软乎乎撞进石库门的木框里。
张家娘娘正蹲在门口择菜，蓝布围裙沾着青菜汁，听见喊声直起腰，手里的毛豆荚还滴着水：“阿囡来啦？粢饭糕在煤炉上焐着，热乎的。”她的声音像泡开的茉莉花茶，温温的，带着股烟火气的甜。那粢饭糕是凌晨三点起的床，大米泡了整夜，压成方块炸得金黄，咬开时脆壳碎在齿间，里面的米香裹着猪油渣的咸，是小囡书包里藏不住的秘密——上课铃响前，一定要啃最后一口，不然娘娘要追着到弄堂口：“慢点儿，噎着了要拍背的呀！”
弄堂里的“娘娘”总带着这样的热乎气。李家娘娘的缝纫机摆在客堂间，机头擦得锃亮，线轴转得飞快。小时候我总扒着她的椅背看，她织的毛线衫是整条弄堂最时兴的——粉蓝的线团绕着竹针，织两行就挑出个小花纹，说是“今年南京路上最流行的样式”。我踮着脚够她的毛线篮，她就把我抱到腿上，针尾戳着我的手背：“小祖宗，别碰，扎着要哭鼻子的。”可等毛线衫织好，她又把我领口的线头抿进嘴里咬断，翻来覆去摸：“长短刚好，明年再织件红的，配你过年的新鞋子。”
夏天的晚上最热闹。弄堂里搬出自家的竹床，凉席擦得发亮，各家娘娘端着西瓜出来，红瓤浸在井水里，甜得透心。王家娘娘摇着蒲扇坐在我旁边，扇面是印着《牡丹亭》的旧绢，风里带着她袖口的花露水味。她指着天上的星：“那颗最亮的是你爷爷，旁边小的是你爸爸——当年你爸爸也像你这样，蹲在井边偷喝西瓜汁，被我揪着耳朵骂。”我咬着西瓜问：“那娘娘是哪颗？”她笑出了眼角的细纹，蒲扇拍在我腿上赶蚊子：“傻囡，娘娘就在你旁边呀。”
后来我搬去了高层，电梯门关上时总想起弄堂里的“娘娘”声。加班到深夜回家，门口居然摆着个保温桶，贴了张便签——是赵家娘娘的字，歪歪扭扭像爬着的小蚂蚁：“酱鸭是中午炖的，热一热再吃，别吃冷的伤胃。”掀开盖子，酱色的鸭子沉在卤汁里，香味涌出来，和小时候她端着锅站在弄堂口喊“阿囡来吃鸭腿”时一模一样。
中秋前的周末，我抱着盒杏花楼的月饼回弄堂。远远看见阳台挂着晒透的棉被，桂花落在被单上，像撒了把碎金。张家娘娘正站在那里翻被子，银发沾着桂香，听见脚步声转过脸：“阿囡回来啦？”她的手还是那样暖，摸我的脸时带着阳光的温度，“桂花糖腌好了，在玻璃罐里，等下拿回去泡茶。”
风忽然吹过来，吹得被单鼓起来，像只柔软的云。我接过玻璃罐，罐口的蜡封还留着她的温度，忽然就想起小时候她蹲在桂树下捡桂花，我凑过去抓她的衣角：“娘娘，桂花能吃吗？”她捏起一撮桂花瓣塞我嘴里，甜丝丝的：“傻囡，这是给你留的糖。”
弄堂里的“娘娘”从来不是个名字，是煤炉上温着的粢饭糕，是缝纫机上转着的毛线团，是深夜放在门口的保温桶，是中秋时罐子里的桂花糖。它是上海人刻在骨子里的亲，像石库门的木楼梯，踩上去有熟悉的吱呀声；像弄堂口的梧桐树，每年秋天都落一地金黄——不管走得多远，只要听见那声“娘娘”，就知道，有人在等你回家，有人把你放在心尖上，温温地，疼着。
暮色漫上来时，弄堂里又响起小囡的喊声：“娘娘——”这次是隔壁的小弟弟，举着根糖葫芦跑过来。张家娘娘笑着弯腰，替他擦掉嘴角的糖渍：“慢点儿，别摔着。”她的声音裹着桂香，飘在风里，飘进每一扇开着的窗户里，飘成上海最暖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