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典有册的历史始于商代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典籍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口耳相传走向文字记载。我国有典有册的历史，其起点当追溯至商代。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考古资料证实的王朝，也是成熟文字体系与早期典籍形成的关键时期。甲骨文的出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确凿证据。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册”字作“ ”，像竹简编连成册之形；“典”字作“ ”，如双手捧册之状，二者均与典籍的形态直接相关。这些字形不仅是文字符号，更是商代已有典册制度的直观写照。
从内容看，商代甲骨卜辞已具备典籍的基本特征。占卜记录涵盖祭祀、战争、农事、天象等国家大事，内容系统且有固定格式。如《殷墟书契》中大量“命辞—占辞—验辞”的整记录，已形成规范化的文本体系，具备“典”所的系统性与权威性。这些卜辞虽载体为甲骨，但其功能与后世典籍记载历史、规范行为的作用一脉相承，实为早期典册的雏形。
文献记载亦印证了商代典册的存在。《尚书·多士》明确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里的“册”“典”即指商代的官方典籍，用于记录王朝重大事件与制度规范。周代典籍《礼记·曲礼》提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种史官制度的源头可追溯至商代，而史官的核心职责便是编纂典册。
值得意的是，此前的夏代虽可能存在原始文字符号，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符，但这些符号零散孤立，未形成系统文本，更“典”“册”的形态与功能。唯有商代，凭借成熟的甲骨文体系、规范化的卜辞记录以及明确的文献佐证，成为我国有典有册历史的开端。
商代典册的出现，不仅是文字发展的里程碑，更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了信史时代。从甲骨上的“册”“典”字形，到系统的卜辞记录，再到文献中“有册有典”的明确记载，多重证据共同指向：我国有典有册的历史，始于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