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炉香》里，葛薇龙的结局没有撕心裂肺的崩溃，只有浸在潮湿里的、慢慢沉下去的清醒。
那是个雨夜的湾仔，霓虹灯把雨水染成碎金般的红，薇龙坐在乔琪的汽车里，指尖蹭着耳上的珍珠耳环——那是梁太太上周送她的，珠子凉得像她第一次到香港时，山风里的雾。乔琪握着方向盘，侧过脸对她笑，睫毛上挂着雨珠，还是三年前初见时那种漫不经心的好看。她也笑，涂着朱砂红的口红，笑纹里藏着湾仔夜场的烟味。
车停在一家洋行老板的私宅外，乔琪替她拉开车门，雨丝扫过她露着锁骨的金绣旗袍。她踩着三寸高跟鞋往里面走，路过镜子时瞥了一眼自己：头发盘成了梁太太教她的样式，插着翡翠簪，眼角扫了点孔雀蓝的眼影，像极了梁太太年轻时的模样。里面传来麻将声，她推开门，梁太太正坐在牌桌旁，看见她便招手：“薇龙来了？替我陪周先生喝杯酒。”
周先生是做鸦片生意的，手粗得像老树皮，碰她手腕时，她没有躲——三年前她还会红着脸缩手，现在只轻轻回握了一下，指尖顺着他的袖口往上蹭，像梁太太教她的那样，带着点不经意的暧昧。周先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往她手里塞了块翡翠牌子，她收进包里，指尖碰到包里的粉盒——那是她第一次跟乔琪约会时，用自己攒的钱买的，现在壳子上的鎏金都磨掉了，像她留在上海的旧毛衣。
凌晨三点，她跟着乔琪往回走，雨还没停。乔琪把外套披在她肩上，他身上有威士忌和雪茄的味道，混着雨气，像极了她这些年的日子：暖一阵，凉一阵，分不清是甜还是苦。路过浅水湾的山道时，乔琪突然说：“今天周先生问你愿不愿意跟他去新加坡。”她靠在他肩上，闻着他领口的古龙水，轻声说：“我不去。”乔琪笑：“为什么？他能给你一栋洋楼。”她摸着他的手背，指腹蹭过他指节上的浅疤——那是去年跟人打架留的，她替他涂药时，他说“薇龙，我反正不会娶你”。现在她还是这么答：“我跟着你。”
风卷着雨丝扑过来，她把脸往乔琪怀里埋了埋。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三点整。她想起三年前刚到香港的早上，她站在梁太太的花园里，看着满树的三角梅，心里想着“读书就回上海”；想起第一次跟乔琪接吻时，她紧张得发抖，乔琪笑着说“你像只受惊的小鹿”；想起三个月前，她第一次帮梁太太“招待”客人，事后她在卫生间里吐，梁太太递过来一杯红酒，说“薇龙，这才是香港的样子”。
汽车开到梁太太的别墅外，灯还亮着。乔琪替她打开车门，她踩着水洼往里面走，高跟鞋陷进泥里，她弯腰去拔，手指碰到泥土——凉的，软的，像她现在的心。乔琪在后面喊：“明天还要陪李爵士去赛马会。”她回头，雨里的乔琪还是那么好看，她应了一声，转身往屋里走。走廊里的挂钟敲了四下，她路过自己的房间，门没关，里面还摆着她从上海带来的蓝布长衫，叠得整整齐齐，像个被遗忘的梦。
她走进浴室，卸了妆，洗去脸上的眼影和口红，露出原本的模样——眼角有了细纹，皮肤不再像三年前那样白得发光，像被雨水泡久了的纸。她对着镜子笑了笑，水珠从发梢滴下来，落在洗手池里，溅起小小的水花。外面的雨还在下，她躺到床上，摸着枕头边的翡翠簪，想起梁太太昨天跟她说的话：“薇龙，你现在比我当年还会讨男人欢心。”
窗外的三角梅在雨里摇晃，花瓣落进阳台的花盆里。她闭上眼睛，听见远处传来汽笛声，混着雨丝，像上海弄堂里的叫卖声。她想起上海的家里，母亲织的毛衣，父亲书架上的《红楼梦》，还有她中学时写的日记——最后一篇写着“我要做个清白的人”。
然后她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上海的弄堂，穿着蓝布长衫，背着书包往学校走，风里飘着桂花糖的香。醒来时天刚亮，雨停了，她摸过床头柜上的口红，对着镜子涂上去，朱砂红覆盖了唇上的苍白。楼下传来梁太太的声音：“薇龙，起来了？王司令的太太中午要过来打牌。”
她应了一声，起身穿上昨天的金绣旗袍，把珍珠耳环戴回去。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她的翡翠簪上，折射出一道光，穿过房间里的烟味，穿过她三年的时光，落在墙角的蓝布长衫上——那长衫还叠得整整齐齐，像个没说出口的、关于“原来的葛薇龙”的秘密。
这就是葛薇龙的结局：她没有死，没有逃，没有大哭大闹。她成了梁太太的影子，成了乔琪的依附，成了湾仔夜场里最会笑的交际花。她清楚自己在沉下去，清楚乔琪不会爱她，清楚梁太太把她当棋子，但她已经不想挣扎了——就像湾仔的雨，下久了，连伞都懒得打，反正浑身都已经湿了。
最后一次看见她时，她坐在浅水湾的露台上，端着一杯鸡尾酒，对着对面的英国商人笑。风掀起她的旗袍下摆，露出小腿上的青斑——那是上周陪客人跳舞时，被高跟鞋踩的。她摸了摸青斑，抬头看向远处的海平面，雨过天晴的天空蓝得像上海的春天，可她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