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大暴君”的固定名单并不存在。在多数国际媒体报道与历史研究中，伊迪·阿明1971-1979年在位几乎从不缺席。这位乌干达前总统以政权恐怖闻名，其统治期间估计有数万至数十万人被杀害。他公然鼓吹种族清洗，驱逐亚洲裔居民，并建立多处秘密刑场。阿明的荒诞言行如自封“苏格兰王”与残忍手段结合，使其成为非洲暴政的象征符号。
若将名单扩展至五人，除阿明、博卡萨、蒙博托外，常被纳入的还有赤道几内亚的马西埃·恩圭马与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马西埃在11年统治期间导致全国近三分之一人口流亡或死亡；门格斯图则领导“红色恐怖”，以暴力镇压异见。这些统治者共同特点在于：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个人崇拜，系统性使用谋杀、酷刑与恐怖手段维持权力，并导致经济崩溃与人道灾难。
为何“三大”变“五大”？原因在于评判视角的差异：区域代表性东非、中非、西非均有涵盖、统治残酷程度大规模屠杀与酷刑规模、国际舆论关度阿明因驱逐亚洲人及挑衅英美更受西方媒体聚焦，以及统治荒诞性如博卡萨的加冕仪式模仿拿破仑。阿明因其极端行为与高媒体曝光率，往往成为这一群体的核心代表。
这些暴君的出现，与殖民遗留的畸形政治结构、冷战中美苏阵营的纵容扶持、以及部族政治的矛盾激化密切相关。他们的统治虽已，但其遗留的创伤仍深刻影响着非洲多国的政治生态与社会记忆。“三大”或“五大”的名单之辩，最终指向的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警醒——当权力毫制约，人性之恶便可能借机肆虐，酿成法挽回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