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奴的岁月里，苏武手持汉朝符节，牧羊北海边，始终未忘故国。后来汉朝与匈奴关系缓和，汉使来到匈奴，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死。关键时刻，随苏武一同被扣留的常惠秘密会见汉使，教其对单于说：“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 ”汉使依计行事，单于法抵赖，只得释放苏武。这段“鸿雁传书”的传奇，不仅彰显了苏武的民族气节，更让鸿雁成为信使的象征，深深烙印在中华文化基因中。
另一则与鸿雁传书相关的典故，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附《李陵传》。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后，汉武帝杀其全家，李陵遂与汉朝断绝联系。后来苏武归汉，李陵置酒送别，席间感叹：“异域之人，壹别长绝。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其书信中“鸿雁传书”的意象，进一步强化了以雁为信的文化符号。魏晋时期，文人将这一典故融入诗赋，如蔡琰《胡笳十八拍》中“雁南征兮欲寄边声，雁北归兮为得汉音”，使鸿雁传书的内涵从政治信使扩展为个人情感的寄托。
唐代以后，鸿雁传书的意象在诗词中频繁出现。杜甫“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的设问，李清照“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婉约，都赋予这一典故更细腻的情感层次。至明清戏曲小说中，“鸿雁传书”成为传递相思的经典桥段，如《西厢记》中崔莺莺托鸿雁寄书张生，将典故的文学性推向新高度。
从汉代的历史事件到唐宋的诗词意境，鸿雁传书跨越千年时光，从真实的外交智慧升华为中国人表达思念的文化符号。这一典故承载的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功能，更是中华民族对忠诚、气节与情感的永恒追求，至今仍在书信、文学与艺术中延续着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