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四端说”，将善的萌芽概括为四种心理基础：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他“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认为善并非后天强加，而是人内在的道德潜能，如同种子需“扩而充之”才能成长为美德，反之则会“放其心而不知求”，导致善性丧失。孟子的性善论为儒家“仁政”思想奠定基础，主张统治者需顺应人性之善，通过教化引导民众扩充善端，实现社会和谐。
二、性恶论：荀子的“人之性恶”与“化性起伪” 荀子战国末期儒家思想家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性恶论，其载于《荀子·性恶》。他直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人性本恶，源于人的自然本能：“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若顺其发展，必导致“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荀子所谓的“伪”非虚伪，而是“化性起伪”——通过后天人为教化、礼法约束改造恶性。他重视“礼法结合”，主张“治之经，礼与刑”，认为需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引导人“出于辞让，合于文理”，最终实现“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的性恶论外在规范的重要性，为法家思想提供了理论渊源，也补充了儒家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
性善论与性恶论虽立场对立，却共同深化了对人性本质的探讨：孟子重内在道德自觉，荀子重外在礼法约束，二者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建构与治理逻辑提供了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