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层面看，我国现行规定并未禁止精神疾病患者乘坐飞机。《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及民航局相关文件明确，旅客乘机需满足“具备自主行为能力”“不危及公共安全”等条件。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处于稳定期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宜乘机的，可正常购票，但需提供由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近期通常为72小时内适宜乘机证明，并由监护人或陪同人员协助。
航空安全与个体权利的平衡是核心。一方面，公共空间安全不容妥协，如患者处于急性发病期、存在暴力倾向或自伤风险，航空公司有权拒绝其登机，这是对全体旅客安全的保障。另一方面，精神疾病患者的出行权利亦需尊重，多数稳定期患者具备正常乘机能力，一刀切的禁止既不合法也不人性化。
此次大兴机场事件中，涉事旅客的行为已危及公共秩序，反映出部分场景下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实践中，机场安检、航司值机环节对疑似异常旅客的初步筛查，医疗机构的专业评估，以及监护人的责任落实，共同构成安全防线。严格执行“证明+陪同”制度，既是对患者的保护，也是对公共安全的负责。
现实中，精神疾病患者的乘机需求客观存在。规范流程、明确权责，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他们提供出行便利，既是法律的，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对待这一问题，需理性区分“疾病”与“风险”，既不放大恐惧，也不忽视隐患，让制度成为安全与温度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