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其源，“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王康琚的《反招隐诗》。诗中，王康琚针对传统隐逸诗中“遁世离俗”的倾向提出反思：“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他认为，在山野陵薮中隐居的“小隐”，是通过远离尘嚣来保持高洁；而真正的“大隐”，却能在朝堂市井朝市中自守本心——就像老子曾担任周朝柱下史，在世俗权力中心依然保持精神自由。王康琚以“反招隐”为名，打破了“隐必在野”的刻板认知，将隐逸的境界从物理空间提升到精神层面。
到了唐代，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写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白居易将隐逸细分为“大隐”“小隐”“中隐”：“小隐”避于山林丘樊，却嫌其“冷落”；“大隐”居于朝市，又恐其“嚣喧”；于是他提出“中隐”——在闲官职位上求平衡。尽管白居易“中隐”的现实可行性，但“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的分类，疑是对王康琚“大隐小隐”说的继承与通俗化。正是通过白居易的诗文传播，“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逐渐定型，并融入中国文化的基因。
从王康琚到白居易，“大隐”与“小隐”的划分，本质是对“隐”的重新定义：真正的隐逸，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内心是否超脱。小隐借山水避世，是“身隐”；大隐在市井守心，是“心隐”。这种思想背后，是中国文化对“入世”与“出世”的辩证思考——既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也有道家“和光同尘”的智慧。
如今，当我们再提“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已不仅是对古代隐逸文化的回望，更是对现代人如何在喧嚣中守护内心宁静的精神启示。而它的源头，正藏在王康琚的诗行与白居易的笔墨里，等待我们在文字中触摸那份跨越千年的通透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