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之得名，或因“匡庐奇秀甲天下”的景致，然其魂，却深植于大禹“疏九江”的传说中。据《尚书》记载，尧时洪水滔天，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于九江之地“疏川导滞”，将泛滥的洪水分流疏导，终成“九江孔殷”的安定格局。而这“九江”之墟，便在庐山脚下——山南诸峰如戟，直插云表；山北赣江、鄱水交汇，九派分流如网，正是大禹当年“决九川距四海”的地理印记。
司马迁登庐山时，距大禹治水已逾千年。这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未止步于山水之赏，而是在云雾缭绕间追溯文明的源头。他笔下的“观禹疏九江”，不仅是实地踏勘，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看那香炉峰下的瀑布，是否是大禹凿山导水时飞溅的余沫？听那五老峰间的松涛，是否藏着先民与洪水搏斗的呐喊？历史在此具象化——山是凝固的治水图，水是流动的功德碑，而司马迁的驻足，恰是将这天地间的史诗，郑重写入了华夏文明的典籍。
此后千百年，庐山成了数文人追寻禹迹的精神坐标。陶渊明采菊东篱时，或许曾望南山忆大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惊叹里，藏着对“疏川导滞”神力的敬畏；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喟叹中，亦有对历史与自然交融的哲思。禹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化作了庐山的一石一木、一泉一水——含鄱口的晨曦里，能看见大禹凝视水势的剪影；三叠泉的轰鸣中，可听见疏导洪水的回响。
如今再登庐山，脚下的石阶仍留着古人的屐痕，眼前的江川依旧奔涌如昔。当风掠过牯岭，吹动林间的草木，恍惚间，仿佛司马迁的身影与大禹的轮廓在云雾中重叠。这山，是历史的丰碑；这水，是文明的血脉，而“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十字，便是将丰碑与血脉相连的金绳，让每一个登临者，都能在山水之间，触摸到华夏文明最深沉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