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罗广斌与杨益言写下《红岩》？

重庆的雾总是散得慢。清晨站在红岩村的老黄桷树下，风里还裹着嘉陵江的潮气，恍惚能听见坡下那条青石板路上，有穿灰布衫的人踩着碎步走过——那是1948年的罗广斌，刚从白公馆的铁栏里探出头，把藏在棉絮里的纸条塞进墙缝；也是同一时刻的杨益言，在渣滓洞的号子里，借着铁窗透进来的月光，把难友们咬着牙说的话，一笔一画刻在草纸背面。

他们不是天生的作家。罗广斌是富商之子，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抓进监狱；杨益言是师范学院的青年，因为传递进步书籍，跟着一群穿粗布衣裳的工人一起戴上了手铐。白公馆的煤灯熬红了他们的眼，渣滓洞的铁链磨破了他们的手腕，但比肉体疼痛更清晰的，是那些深夜里的对话——江姐被钉竹签时咬着被角的闷响，许云峰在墙上刻“共产党万岁”时的指节泛白，小萝卜头举着小虫子说“等我长大要放它飞”的声音，像根细针，扎进他们的骨头里。

1949年11月的那天，重庆的天刚亮，罗广斌跟着越狱的难友爬出白公馆的后墙，身后传来机枪的扫射声；杨益言在渣滓洞的大火里扒开焦土，捡起一块烧变形的铁牌——那是牺牲的战友藏在枕头下的党费证。他们踩着血泥往山上跑，风里全是硝烟味，可手里攥着的笔记本没湿，里面写着“1948年10月28日，陈然在大坪刑场喊‘老子死也不当软骨头’”，写着“江姐说，要是我能出去，要把姐妹们的名刻在纪念碑上”。

出狱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们挤在朝天门的一间小阁楼里，桌上堆着从各地寄来的信——有幸存者的回忆，有牺牲者家属的托付，有当年的地下党员送来的旧文件。罗广斌的手在抖，他翻开自己在狱中写的《托孤遗书》，最后一句是“要是我死了，请把我和战友们的事告诉后人”；杨益言抱着一摞草纸哭，那是他在狱中偷偷记的“难友名录”，每个名后面都画着小星——星多的，是熬到放的，星少的，是没等到天亮的。

他们开始写《红岩》时，没有书桌，就把木板搭在床头；没有灯光，就点着煤油灯熬到半夜。罗广斌写许云峰在渣滓洞挖地道时，突然停笔——他想起当年和陈然一起在白公馆的牢里挖墙，陈然的指甲盖翻了，血渗进泥土里，还笑着说“等出去了，要在这地方种棵桃树”；杨益言写江姐告别丈夫遗书时，笔杆戳破了纸——他想起当年在女牢外听见江姐哭，哭又抹干眼泪，把儿子的照片贴在胸口说“这娃长大，要知道他爸是怎么死的”。

有人问他们，写这些疼不疼？罗广斌指着墙上的旧照片——那是一群穿着破衣裳的年轻人，有的戴眼镜，有的扎着麻花辫，笑得比阳光还亮。“疼，但要是不写，他们就真的没了。”杨益言补充，“江姐的儿子后来问我，妈妈临终前说了什么？我能告诉他的，不是‘英勇牺牲’四个，是她把毛衣织到一半，说‘等春天到了，要给娃织件新的’。”

1961年《红岩》出版那天，他们去了松林坡。风里飘着桂花香，那是当年难友们在狱中种的桂树开了花。罗广斌摸着树干上的刻痕——那是“共产党万岁”，是陈然用指甲刻的；杨益言捡起落在脚边的桂花，放在掌心——当年江姐说，等放了，要摘桂花做糖给小萝卜头吃。他们站在树下，听见风里有声音，像当年狱中难友们唱的《国际歌》，像小萝卜头喊“叔叔阿姨”的声音，像江姐说“我相信党会赢”的声音。

其实答案从来都简单。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是为了让那些没等到天亮的人，能在纸上“活”过来；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当年的共产党员不是“符号”，是会疼、会笑、会想念家人的普通人；是为了让风里的桂香，永远记得那些咬着牙说“我不怕”的人。

重庆的雾散了。阳光下，红岩村的黄桷树沙沙响，像有人在翻一本旧书——书里的江姐还在织毛衣，许云峰还在挖地道，小萝卜头还举着小虫子笑。而罗广斌与杨益言，早就把自己的名，写进了战友们的故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