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近代史，为何总绕不开那几条“外国马路”？
清晨六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飘着糖炒栗子的香气，法国梧桐的枝桠刚漏下第一缕光，穿竹布长衫的先生夹着洋装书从弄堂口出来，擦过卖报童子举着的《申报》——头版标题是“租界工部局议加电车捐”。街角的“沙利文”咖啡馆已经开了门，玻璃柜里的芝士蛋糕还留着烤箱的余温，穿西装的买办正和洋行经理用英语谈生意，指尖的雪茄烟圈飘向对面的“国泰大戏院”，海报上是阮玲玉新片《神女》的剧照。
这些用外国人名、地名命名的马路，是1843年上海开埠后最醒目的印记。南京路东起外滩，西至静安寺，原本是条泥沙路，英租界当局把它拓宽成“大马路”时，沿途种上了英国梧桐，两旁立起了洋行的尖顶——怡和、太古的招牌在阳光下闪着黄铜色的光，后来先施、永安两大百货公司盖起了玻璃橱窗，把巴黎的香水、纽约的丝袜、伦敦的钟表都摆了进去。逢年过节，穿百褶裙的小姐挤在柜台前试口红，旁边的留声机放着《夜来香》，连门口卖梨膏糖的阿婆都学会了说“欢迎光临”。
但马路的柏油下面，藏着没说出口的屈辱。外滩的“浦江饭店”原是“礼查饭店”，当年只接待洋人，华人要进去得先递“准入证”；虹口的乍浦路有间“工部局医院”，门诊室的牌子写着“华人区在三楼”；最刺痛人的是虹口公园门口的木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932年尹奉吉就是在这里扔出了炸弹，把日本驻沪司令的寿宴变成了血案，那木牌后来被愤怒的群众砸得稀烂，碎片埋进了路边的梧桐树坑。
五卅运动时，南京路成了抗争的战场。1925年5月30日，几千个学生举着“反对领事裁判权”的标语从老闸捕房门口走过，英国巡捕的枪响了，鲜血溅在“先施公司”的玻璃上，路过的黄包车夫扔下车子就去扶倒在地上的学生，卖花担子的阿婆把整篮白菊撒在街头，连洋行里的打员都跑出来喊“打倒帝国主义”——这条被洋人称作“Nanking Road”的马路，第一次听见了中国人的怒吼。
抗战爆发后，租界成了“孤岛”，霞飞路的灯光倒比从前更亮了。戏院里还在上演《雷雨》，咖啡馆里依然有钢琴声，可隔条马路就是日军的岗哨，卖报的孩子缩在墙角，报纸上的“孤岛”两个被雨水浸得模糊。有天深夜，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贴着电线杆贴传单，上面写着“坚持抗战，还我河山”，巡捕的手电筒照过来时，他们一头扎进了弄堂，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混着远处的炮声飘得很远。
后来上海放那天，南京路的路灯上挂起了红旗，市民们举着毛主席的画像挤在街头，有人把“大马路”的路牌摘下来，换上了“南京路”的新牌子。霞飞路的法国梧桐还在，只是树下卖花的阿婆换成了穿蓝布衫的阿姨，她的篮子里装着大丽花，笑着对路过的放军说“同志，要花吗？”——那些曾经刻着外国名的马路，终于成了中国人自己的路。
如今走在淮海路或南京路上，偶尔还能看见老建筑墙上的旧刻痕：“1912年英租界工部局建”“法租界公董局督造”。风穿过梧桐树的枝桠，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留声机声、口号声、黄包车的铃铛声——这些马路从来不是单纯的道路，它们是上海近代史的“活页本”，每一步都踩着侵略与反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每一块砖都藏着一个关于“变”的故事。
上海的近代史绕不开这些“外国马路”，就像绕不开外滩的老建筑、弄堂里的老克勒、弄堂口的糖炒栗子香——它们不是历史的“脚”，而是历史本身，带着温度，带着烟火气，带着上海人从来没丢过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