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究竟为何成为中国最不能忘的日子？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还浸在秋凉里，卖豆浆的挑子刚放下担子，就被涌来的人群挤到了墙根——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风里飘着煮玉米的香气，更飘着一股压了百年的热气，像地下运行了许久的岩浆，终于要冲出地面。

当毛主席站在城楼上，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城楼下的人群突然爆发出山崩似的欢呼。卖报的小伙把一摞《人民日报》抛向天空，穿蓝布衫的大嫂抱着孩子哭，戴老花镜的老先生举着写满的纸页发抖——他们中的很多人，刚从战场上下来，刚从沦陷区逃出来，刚从地主的田埂上直起腰，此刻却像抓住了一根烧得通红的火种：这把火，要烧尽南京夫子庙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要烧尽上海租界里外国巡捕的皮靴印，要烧尽东北矿山里矿工们断指的血污。

在此之前，中国的日子是攥在别人手里的。鸦片战争的炮声炸碎了“天朝上国”的梦，甲午海战的沉船沉了北洋水师的旗，八国联军的马蹄踏碎了圆明园的石狮子，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半个中国——北平的胡同里，孩子会唱“鬼子来了要躲炕洞”；上海的弄堂里，妓女要向外国水兵弯腰；重庆的防空洞里，老人摸着被炸断的腿说“活了一辈子，没见过中国自己的天”。10月1日这一天，天空终于变了颜色：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升起来时，长安街的电线杆上还贴着前一天的旧报纸，头版标题是“放军入城式盛况”，而新的标题已经写好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更热的火，烧在普通人的日子里。河北平山的老农民李顺，蹲在自家刚分到的地里，用指甲掐了掐刚出土的麦苗——放前他给地主种了三十年地，最好的年成也只能吃糠咽菜，现在土地证上写着他的名，麦秸垛旁边还搭了新棚子；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工人王阿强，凌晨三点就起来擦机床，他摸着凉凉的钢件，想起去年被日本监工用皮鞭抽的肩膀——现在车间的墙上贴着“工人阶级是主人”，厂长来视察时，还和他握了手；北京女子中学的学生林晓梅，把新发的课本抱在怀里，封皮上印着“新中国语文”，她翻到第一页，看见“我们的祖国”四个，突然想起小时候妈妈带她逃荒，在火车上被乘务员骂“乡下佬”——现在她穿着新校服，要去参加下午的游行，书包里装着妈妈煮的鸡蛋。

那天的北京，连风都是甜的。游行的队伍从天安门一直走到前门大街，踩碎了地上的梧桐叶，踩响了手里的小喇叭。卖糖人的师傅免费送了一串糖葫芦给穿放军制服的战士，战士笑着接过来，咬了一口，糖稀粘在嘴角——他刚从平津战役的战场上下来，额头上还留着弹片划伤的疤，此刻却像个孩子似的蹦跳着，和旁边的姑娘一起喊“新中国万岁”。

60多年后的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依然每天清晨升起。长安街的车流里，有当年推独轮车送粮的老人的孙子，他开着新能源汽车，车里放着《我和我的祖国》；校园里的孩子捧着课本读“1949年10月1日”时，眼里闪着光——那光，和1949年那天城楼上的灯光、人群里的泪光、旗杆上的星光，是一样的。

10月1日的意义，从来不是一本历史书里的“重大事件”，而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活着的记忆”：它是爷爷抽屉里珍藏的旧军章，是妈妈织的红毛衣上的五角星，是孩子唱《义勇军进行曲》时挺直的腰板——它告诉我们，曾经有一群人，用生命换来了一个“自己的中国”；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能在超市里选进口水果，能在网上和朋友视频，能在医院里安心看病——因为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们终于把命运，攥回了自己手里。

风又吹过天安门广场，国旗猎猎作响。广场上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挣脱妈妈的手，朝着旗杆的方向跑——他不知道1949年的事，但他知道，那面红色的旗子，是他的祖国。

这，就是1949年10月1日最不能忘的理由：它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是将来时，是每一个中国人活着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