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当红女影星潘蒂，出狱后捡垃圾为生，后来她熬过来了吗？》
清晨五点的老巷口飘着豆浆香，潘蒂蹲在垃圾桶边，指尖蹭上了黏腻的油污。她戴着破洞的毛线手套，把空塑料瓶塞进蛇皮袋时，指腹碰到了碎玻璃——昨天刚贴的创可贴又渗了血，她咬着牙把碎片挑出来，抬头时撞见巷口早餐摊阿姨的目光。阿姨叹了口气，把盛着热豆浆的纸杯推到摊位边缘，杯壁上凝着水珠。
三年前她不是这样的。那时她是红毯上的“旗袍皇后”，穿真丝裙踩水晶鞋，闪光灯追着她的卷发跑，记者举着话筒问“下一部戏要挑战什么角色”。直到税务案爆发的那天，她抱着奖杯坐在派出所走廊，看镜头从镁光灯变成摄像头，听律师说“刑期三年”时，指甲掐进了掌心。
出狱那天是冬天，她裹着监狱发的旧棉服站在路口，手机里没有一条消息。以前的助理早删了她的微信，经纪公司的大门换了新招牌。她沿着街走了三公里，最后在老巷口的垃圾桶里翻到半盒凉掉的包子——那是她三天来的第一口热食。
巷子里的人慢慢认出她。有人对着她的背影拍照，有人小声说“那不是潘蒂吗？”，她假装没听见，把蛇皮袋往肩上提了提。直到那天卖豆浆的阿姨叫住她：“姑娘，喝碗热的吧，我家小囡以前天天追你演的《晨雾里的旗袍》。”潘蒂接过纸杯时，手在抖，豆浆洒在棉服袖口，她却第一次敢抬头看对方的眼睛——阿姨的围裙上沾着面屑，笑起来眼角有细纹，像她以前在剧里演的邻居阿娘。
潘蒂开始捡旧衣服。她把洗干净的碎布拼成旗袍纹样，用以前拍民国剧学的女红缝成布包。第一次摆摊是在巷口的梧桐树下，布包上绣着盘扣，却没人问津。直到阿姨把自家儿媳妇拉过来：“这是潘老师做的，以前演旗袍皇后的，手巧得很。”儿媳妇拿着布包翻来覆去看，忽然说“这纹样像我奶奶的旧旗袍”，掏出两百块钱买下。
转折点是在春天。以前的化妆师小敏找到她，说郊区话剧团要排《阮玲玉》，缺个能演“过气女明星”的演员——“他们要的不是演，是‘活过’的感觉。”潘蒂盯着小敏递来的剧本，指尖划过“阮玲玉蹲在后台捡道具”的台词，忽然想起自己蹲在垃圾桶边的清晨。
排练时她没化妆，穿着捡来的旧毛衣，蹲在后台捡散落的纸花。导演喊“卡”时，她还保持着蹲姿，眼神里带着点怔忡——那是她捡垃圾时的样子，不是演的。演出那天，台下坐了两百个观众，有一半是老巷口的邻居。当她说出“我只是想活着”时，第一排的阿姨抹起了眼泪，有人喊“潘蒂，我们还记得你”，掌声响了十分钟。
现在的潘蒂住在巷口的老房子里，窗户上挂着她用旧窗帘做的布帘。每天清晨她会去早餐摊拿一杯热豆浆，然后坐在院子里做布包——布上绣着旗袍的盘扣，有的是她以前戏服上拆下来的。每周三下午，她会在社区活动室教阿姨们做布包，有人问“潘老师，你以前那么红，现在会不会觉得亏？”她笑着把线穿进针鼻：“以前总想着要站在最高处，现在才懂，能摸着布的温度，能听见豆浆的香气，能有人喊我‘潘老师’，就够了。”
傍晚的风卷着梧桐叶吹进来，她把做好的布包放在竹匾里，阳光穿过树叶洒在上面，盘扣泛着暖光。巷口传来早餐摊阿姨的叫声：“潘蒂，你留的豆浆要凉啦！”她应了一声，把竹匾往屋里挪了挪，指尖碰到布包上的盘扣——那是她二十岁时演《晨雾里的旗袍》戴过的，现在缝在布包上，像某种没有说出口的告别，又像某种重新开始的仪式。
风里飘着豆浆香，她拿起针，继续缝下一针。竹匾里的布包叠得整整齐齐，每一个都有旗袍的纹样，每一个都藏着清晨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