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到底是种什么气？
上周整理旧物，从高中课本里掉出张皱巴巴的便签。蓝墨水写的已经发淡，末句还带着钢笔戳破的洞：“等高考，我们去爬泰山，要在日出时背《望岳》！”落款是同桌小远的歪歪扭扭的签名——他当年总把“岱宗夫如何”的“岱”写成“贷”，被语文老师点名时，脸涨得像窗外的木棉花。突然就想起高二的冬天。班里转来个插班生，说话带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读课文时把“窈窕淑女”念成“咬掉淑女”，哄笑声里，小远“啪”地拍了桌子。他站得太快，椅子倒在地上发出巨响，手里还攥着刚从图书馆借的《边城》：“你们笑什么？方言是家乡给的胎记！翠翠的茶峒话比普通话更像山涧的泉水！”教室里瞬间安静，插班生的头慢慢抬起来，眼睛里蒙着的雾散了点。后来小远把自己的《边城》送给了他，在扉页写：“你的口音，是沈从文没写的后半段。”
那时候我们总为些“没用”的事较真。辩论赛上争“理想该不该向现实低头”，小远举着话筒站在讲台上，校服领口的纽扣崩开一颗，声音哑得像砂纸：“如果连想都不敢想，那活着和咸鱼有什么区别？”他的论据是课本里的屈原，是《老人与海》里的桑地亚哥，甚至是校门口卖煎饼的阿姨——阿姨说她年轻时想当画家，现在虽然在摊煎饼，却总把甜面酱画成牡丹的形状。
还有一次，文学社办校刊，我们熬了三个通宵排版，最后印出来的杂志却被教导主任说“内容太激进”。小远抱着一摞杂志站在办公室门口，鼻尖冻得通红，却梗着脖子说：“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也没人说他‘激进’！”后来我们把杂志偷偷塞在走廊的报栏里，放学时围过去看，发现每本都被翻得卷了边，最后一页还留着匿名的留言：“我也想写，写我奶奶的老茶缸。”
毕业那年夏天，我们真的去爬了泰山。凌晨三点的山路上，小远背着装着矿泉水的书包，一步三喘却不肯停：“要赶在日出前到玉皇顶！”等我们终于爬上去，东方的天际刚泛着鱼肚白，小远突然扯着嗓子喊：“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风把他的校服外套吹得鼓起来，像只要飞的鸟。旁边的游客笑着拍照，他却不管，把整首诗背得声嘶力竭，直到喉咙发哑。
现在小远在西安读考古，上次视频的时候，他晒得黝黑，手里拿着块刚出土的陶片：“你看，这是唐代的，上面有莲花纹，和我们当年在课本里学的一样！”镜头里的他，眼镜片上沾着黄土，却笑得眼睛发亮，像极了当年在语文课上争论的样子。
昨天整理书架，翻出当年的校刊，最后一页的匿名留言还在，迹稚嫩却有力：“我奶奶的老茶缸，是她嫁过来时的陪嫁，缸底有个裂痕，她用铜丝缠了三圈，说这是‘岁岁平安’。”突然就懂了，书生意气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词——它是小远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倔强，是校刊里歪歪扭扭的留言，是泰山顶上声嘶力竭的背诵，是即使过了很多年，想起当年的自己，依然会觉得热血沸腾的温度。
窗外的风卷着银杏叶飘进来，落在书桌上的便签上。我拿起笔，在便签背面写：“今年冬天，我们去茶峒看翠翠的渡口吧。”就像当年小远说的那样，有些东西，从来都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