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东汉明明都叫汉，为何是两个不同的朝代？
清晨的长安街头，刘邦的马车刚驶过未央宫前的复道，远处的骊山还飘着秦代的残烟；而洛阳城的宫阙下，刘秀正握着谶纬书，听大臣禀报南阳豪强的田亩数——同样是“汉”，这两个王朝的空气里，飘着全不同的味道。 首先是“起家的路子”不一样。西汉的刘邦是“从零开始”的草莽英雄：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他从沛县亭长的位置上起兵，带着一帮屠狗的、赶车的兄弟，先入咸阳灭秦，再跟项羽打了四年楚汉战争，终于在长安建立起新王朝。他的“汉”，是推翻旧政权后的“开创”，连国号都是从项羽封他的“汉王”来的。而东汉的刘秀，更像“借壳上市”的宗室后裔：他是西汉景帝的远支子孙，王莽篡汉后，天下乱成一锅粥，他从南阳老家拉着豪强的队伍起兵，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平定赤眉军、扫平割据势力，最后把都城定在洛阳。他的“汉”，是“复兴”旧国号，但骨子里是新的政权——长安在西，洛阳在东，“西汉”“东汉”的称呼，本质是在区分两个不同的起点。 再是“靠谁吃饭”不一样。西汉初期的核心阶层，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军功集团”：萧何、曹参、韩信这些人，要么是刘邦的老兄弟，要么是战场上拼出来的功臣。后来虽然外戚比如吕后、霍光慢慢掌权，但根基还是“军功+官僚”。而东汉的“基本盘”，是南阳、河北的豪强地主：刘秀起兵时，靠的是阴家、邓家这些本地大户的钱粮和私兵，称帝后，这些豪强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养着私人武装，甚至能左右地方官的任命。比如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就是豪强出身；还有后来的曹操，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养子，但背后也靠着谯县的豪强势力。西汉的问题是“外戚专权”，东汉的问题是“豪强+宦官”轮流坐庄——这不是小差别，是整个王朝的“骨架”都换了。 还有“眼睛盯着哪”不一样。西汉的都城在长安，重心在西北：一方面要防匈奴，汉武帝时派卫青、霍去病北伐，把匈奴赶到漠北；另一方面要西域，张骞通西域后，西汉设了西域都护府，把新疆一带纳入管辖。而东汉的都城在洛阳，重心转向了东方和南方：对西域的时断时续，班超虽然出使西域三十年，但东汉后期慢慢放弃了；反而对江南的开发多了起来——比如会稽郡今浙江一带的人口，东汉比西汉翻了一倍，太湖流域的稻田开始用牛耕。西汉的皇帝想的是“逐鹿中原、打通西北”，东汉的皇帝更在意“稳住豪强、经营中原”。 连“信什么”都不一样。西汉前期讲“黄老之治”，老子的“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儒家的“君权神授”成了官方学说——但这时候的儒家还很“纯粹”，讲的是伦理、礼仪。而东汉的儒家，掺了很多“谶纬”的东西——就是预言、迷信的话。刘秀称帝前，就用“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来造势；称帝后，他把谶纬书定为“国典”，连选拔官员都要考谶纬。比如有个叫桓谭的大臣，说谶纬是“虚妄之术”，刘秀直接把他贬到交趾今越南，差点死在路上。还有佛教，西汉时没人听说过，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去西域求法，回来带了两个印度僧人，建了白马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西汉的思想是“务实的儒道结合”，东汉的思想是“迷信的儒谶结合”。其实说到底，西汉和东汉的区别，不是“同一个王朝的两个阶段”，而是“两个共享国号的不同王朝”。刘邦的汉，是“推翻秦制的新帝国”；刘秀的汉，是“借用汉名的新政权”。就像同样叫“唐”，李渊的唐和李煜的唐，能是一回事吗？同样叫“宋”，赵匡胤的宋和赵构的宋，能是一回事吗？西汉和东汉的“汉”，不过是个共同的国号，骨子里早就是两个不同的王朝了。
夕阳下的长安城墙，还刻着“汉并天下”的瓦当；而洛阳的太学里，学生们正捧着谶纬书背诵——风从西边吹过来，带着长安的尘土，却吹不进洛阳的宫墙。两个“汉”，就这么隔着崤山和函谷关，各自活成了不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