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殇：西汉末年的衰亡是否早已定？
自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历经文景之治与武帝拓土，西汉王朝曾以强盛姿态屹立东亚。然而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这个延续二百一十年的帝国轰然崩塌。若回溯其末年轨迹，衰亡的伏笔或许早已深植于制度肌理之中。
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政策，虽短期内充实国库，却逐渐形成官僚资本垄断。至元帝、成帝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豪强的矛盾日益尖锐。豪强地主通过兼并土地积累财富，大量自耕农沦为佃户甚至流民。哀帝时鲍宣曾上书指出\"民有七亡而一得，有七死而一生\"，可见土地兼并已成为动摇国本的毒瘤。
朝堂之上，外戚干政的阴影自武帝托孤霍光便从未散去。成帝时王氏外戚权倾朝野，王莽以\"安汉公\"身份逐步攫取权力，其背后是官僚体系的全面溃败。察举制选拔出的人才多沦为世家附庸，太学博士空论经学而鲜少务实，中央决策日益脱离民生疾苦。当关东饥民以\"赤眉\"\"绿林\"为号揭竿而起，朝堂仍在争论礼制改革的细节。
更致命的是帝国财政体系的崩坏。武帝连年征战耗尽文景积累，昭宣中兴未能根本扭转颓势。面对匈奴复起与西域屯田的庞大开支，朝廷只能靠增税与铸币维持。成帝时铸行的\"一刀平五千\"虚值货币引发通货膨胀，普通百姓用斗米换钱的记载屡见史册。当新朝颁布\"王田制\"试图均田，早已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刻反噬，加速了政权更迭。
从汉宣帝\"乱我家者，太子也\"的叹息，到王莽代汉时长安市民的漠然，揭示出一个制度性困境：当中央集权异化为权力垄断，当察举制沦为利益输送工具，当土地兼并瓦编户齐民基础，再辉煌的帝国也终将陷入崩塌的宿命。新朝只不过是给这个病入膏肓的躯体，换上了一件看似崭新的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