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绍雄与鲁迅先生，究竟有怎样的关联？
常有人在看港片时问起：“那个总演市井老爸的许绍雄，和鲁迅先生有关系吗？”这个问题里藏着对两个名的好奇——一个是活跃在香港银幕上的“金牌配角”，一个是刻进中国现代文学骨血里的思想者，他们的名都带着“许”，却像两条从未交汇的河，流淌在不同的时代与空间里。
先说说许绍雄。他是香港观众熟到能叫出“阿雄”的演员，从《暗战》里话多的警察，到《间道》里吃盒饭的探长，再到《宝贝计划》里抠门的富商，他的脸自带市井气，一开口就是老香港的烟火味。这位1948年出生的演员，成长于战后的香港，少年时泡在粤语片的片场，青年时加入TVB跑龙套，直到中年才靠“接地气的配角”站稳脚跟——他的人生，是香港影视圈半个世纪的缩影，和“鲁迅”两个，本就不在同一个语境里。
再看鲁迅先生。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周家，1902年赴日留学，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撕开旧中国的伤口，1936年在上海病逝——他的一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刀锋”，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是写尽底层苦难的文学家。当鲁迅在北平的四合院写《孔乙己》时，许绍雄还没出生；当鲁迅在上海的寓所写《自嘲》时，许绍雄刚满8岁，在香港的小学里读着粤语课本；当鲁迅的文被印成课本走进千万课堂时，许绍雄正在TVB的化妆间里戴假胡子，准备演下一个“街坊邻居”。
时间是最直白的分界线：鲁迅去世时，许绍雄才8岁，两人连“见过面”的可能性都没有。更别说空间与领域的差异——鲁迅的舞台是纸页与讲坛，他的笔是武器；许绍雄的舞台是银幕与片场，他的演技是工具。一个在大陆的动荡里写“救救孩子”，一个在香港的繁华里演“家长里短”，他们的人生轨迹，连交叉点都找不到。
有人或许会猜，是不是家族有牵连？比如许绍雄的祖父是晚清重臣许应骙，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曾做过官员——但许应骙是广东番禺人，官至礼部尚书，周福清是浙江绍兴人，只做到内阁中书，两人在晚清的官场里从未有过交集；许绍雄的家族是广州的名门，鲁迅的家族是绍兴的书香门第，连“同宗”的边都不沾。
说到底，这个问题的起点，不过是“许”带来的联想。就像有人会问“周杰伦和周树人有关系吗”，不过是名里的巧合，却勾出对两个不同世界的好奇。许绍雄的“许”，是香港街头茶餐厅的“许记云吞面”；鲁迅的“周”鲁迅本名周树人，是绍兴巷子里的“周家台门”——他们的名，藏着各自的时代密码，却从未有过关联。
当我们把“许绍雄”和“鲁迅”放在一起问时，其实问的是两个时代的碰撞：一个是活在银幕里的“烟火人间”，一个是刻在文里的“精神高地”。他们没有关系，却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中国故事”的想象——一个讲普通人的日子，一个讲民族的灵魂，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活成了最本真的模样。
所谓关联，不过是名的巧合；所谓差异，才是时代的真相。许绍雄和鲁迅，一个在银幕上演活了“人间烟火”，一个在文里写透了“人间清醒”，他们的名或许会被同时提起，但他们的人生，从来都是两条平行的线，各自照亮着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