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投机者的最终结局，究竟是怎样的“事”？
民国三十年，从南京到上海，从北平到汉口，投机者的身影总在时局缝隙里钻营。他们是银行家账房里的密电码，是交易所黑板上跳动的数，是米面行仓库里悄然堆叠的麻袋——当法币与金圆券在印刷厂的滚筒里飞速贬值，当枪炮声从华北响到江南，这些靠动荡吃饭的人，最终迎来了各自的“事”。
先说那些靠金融投机发家的。1947年上海外滩，某钱庄老板赵先生曾用三船法币换来了半条街的房产，却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时栽了跟头。他赌政府能稳住币值，将全部房产抵押换了金圆券囤着，结果三个月后币值暴跌万倍，仓库里的金圆券连买张船票都不够。某天清晨，伙计发现他吊死在账房梁上，桌上摊着半张未写的汇款单，收款人是纽约的儿子。
再看囤货的。锡米商老王，抗战时靠倒卖军粮赚了第一桶金，内战时又趁着铁路中断，把苏州的大米屯在自家粮仓，等南京米价涨到天上去。1949年4月，放军过了长江，军管会贴出告示：囤积居奇者，按军法处置。老王连夜让儿子把粮仓钥匙送给军管会，自己揣着两袋银元想往浙江跑，却在太湖边被民兵拦下。后来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喂了三年猪，出来后成了粮站的普通保管员。
还有些“聪明”人想脚底抹油。天津洋行的买办李先生，1948年底就看出苗头，把金条、美钞换成香港的不动产，老婆孩子先送去九龙。他自己想等风头过了再走，没承想1949年初北平放，津浦铁路停运，飞机票炒到十根金条一张。他攥着金条在机场排了三天队，最后眼睁睁看着最后一班飞往广州的飞机升空，自己却被裹在逃难人群里，后来在遣返途中染了风寒，死在石家庄的小客栈。
也有浑水摸鱼者。南京某机关科员小张，月薪不够买两斤肉，却靠帮资本家传递黑市情报赚外快。他算不上大人物，却总觉得自己能“搭上车”。放军进城那天，他揣着攒的几块银元想换点粮食，挤在合作社门口时被人推搡，银元掉在地上滚进阴沟。等他趴下去摸，抬头却看见墙上贴的新标语：“投机倒把，坚决取缔”。后来他在工厂当了学徒，再没提过当年“走门路”的事。
这些投机者的“事”，说到底是时代的脚。动荡时他们是浪尖的浮萍，时局稳了，风浪退去，露出来的只有空荡荡的河床。有人栽在钞票堆里，有人困在粮仓旁，有人倒在逃亡路上，也有人在新的日子里藏起旧事。这大概就是民国投机者最终的“事”——在历史的转弯处，被碾进了尘埃里。